谈谈“第一书记”驻村扶贫那些事
谈谈“第一书记”驻村扶贫那些事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职业学校“双联”干部、教师闫学春（右一）在当地举办的精准扶贫项目——环县特色小吃制作经营免费培训班上向前来学习的农民传授刀工技法和小吃制作技艺（9月10日摄）。 新华社记者陈斌 摄
新华社记者李亚楠、李惊亚、张钦、谢樱、夏军、郭强
日前结束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被称为“史上最高规格”。“最高”的表现之一，就是对扶贫实际操作者的要求空前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各级干部到脱贫攻坚战场上大显身手。
目前，全国１２．８万个贫困村已有４０多万名外派的“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带领困难群众找出路、想办法，向贫困发起“最后一战”。
这些城里下来的干部是怎么干的？老百姓接纳他们吗？他们给贫困角落带来了什么？面对着哪些艰难？且听记者来谈谈“第一书记”驻村扶贫那些事。
第一书记们“沸腾”了
不太了解扶贫的读者，可能对“第一书记”这个称呼有点陌生。今年６月在贵州召开的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扶贫要做到“六个精准”，其中之一“因村派人精准”，说的就是“第一书记”派驻。
事实上，干部“驻村帮扶”由来已久，不同地方、不同时期对驻村干部有不同的称呼。例如，江西省的驻村干部５年来换了３个头衔：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队长、“三送”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第一书记”派驻工作已经开展了好几年，还涌现出小岗村“第一书记”沈浩这样的感人典型。
今年，专门针对贫困村派驻第一书记作出部署，相当于在全国层面统一了这些驻村干部的名号和职责。一方面，凸显了当前脱贫攻坚战役的艰巨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央对这些“排头兵”寄予厚望。
驻村干部都感到了肩上职责之重。２８日晚，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消息刚发布，记者加入的河南兰考驻村干部微信群里就“沸腾”起来，大家七嘴八舌讨论这次会议传达的精神和信号，一直到深夜零点后。
讨论的核心，用兰考县委办驻村工作队队长张升奇的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同志们，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解释的话，不用多说；实在的事，尤需多做。
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海嘎村，贫困人口第一大省贵州的“穷中之穷”。这个村子位于贵州最高峰韭菜坪上，人均只有半分坡地。
有句顺口溜描述这里的生活：“坡脚喊来坡上听，走路走得脚抽筋；吃的都是洋芋饭，穿的全是布巾巾。”
不过，这是５年前的情形了。现在走进村子，宽敞的通村旅游公路两旁，是一排排太阳能路灯，高低坐落着的彝族村寨，灰瓦白墙，格外醒目。
巨变的关键是钟山区民宗局下派的第一书记杨波。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８岁的杨波满怀激情来到山村，首先遭遇的是一盆兜头冷水。
“这里吃水难，可是政府把水送到村里了，竟然很少有人来领。一问才知道是嫌麻烦，要连桶一起送，才会有人来领。”杨波说。
令他郁闷的不止这个，有村民怕修路占自家地，百般阻挠，好不容易争来的项目差点黄了。环境整治，村民一个个在家中躲懒，门捶破也不开。不少村民还冷言冷语，认为他就是下来镀个金好提拔。
冷水没有浇灭热情。杨波和村干部一起走家串户，开院坝会、搞夜访，同时协调一些“小、简、快”的项目，在短期内树起一两个样板。他还四处托人找朋友，面对面、手把手教村民学土鸡养殖、蔬菜种植等，当年就扶持了１０多户养殖土鸡，第二年就见了效益。村民们开始相信杨波的话了。
如今，村里有了农家乐，有了合作社，有了自己的绿色食品商标，２０１４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６８３０元，是２０１０年的４倍多。而这５年多来，杨波女儿从８个月大到上了小学，他没能去开过一次家长会；父亲病危，他连夜赶回，也未能赶上临终嘱托。
“我至少再驻村两年。今后若来到这里，想想这里的发展也有我的一份努力，这辈子也算做了点事，哪天死了也欣慰。”杨波说。
再讲一个发生在“苦甲之地”甘肃的故事。
２０１２年２月，时任甘肃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评审处处长的武晓岗，作为一名“双联”干部，来到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三谷村驻村。
“双联”是甘肃省自２０１２年起启动“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的简称，３年间，甘肃４０．８万名干部“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联系１．５万个村的６７万贫困户，“群众不脱贫，干部不脱钩”。
第一次串户走访，武晓岗来到田明家，两间低矮的土坯房，外墙已裂了口子；揭开门帘，屋内昏暗，眼睛适应了好几秒，才看清楚：一家之主田明，拄着双拐，儿子智障，呆呆站在身后。年近７０岁的母亲是全家唯一相对健康的人，她颤颤巍巍地迎上来。听武晓岗说是来帮扶困难家庭的干部，老人说了一声“党要帮我们了啊”，然后要下跪。
“就在扶起老人那一刻，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和滚落的泪水，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一连好多天，心里沉甸甸的。”武晓岗回忆。
从２０１２年２月到２０１３年７月，年近５０岁的武晓岗在三谷村总共待了３７３天。他和其他两位“双联”干部，带着村干部和几十个村民代表到外地招商，先后引来中药材种植加工、树莓种植和肉羊养殖３家企业。村里耕地流转，农民就近就业。从２０１３年起，３家企业支付给村里百姓的打工工资、土地流转费等收入，总共达到５８９．３万元，人均超过２２００元。
田明一家无力耕种的３亩薄地被流转给中药材种植企业，武晓岗到企业给田明“说人情”，这个残疾人被破例招工，每天到车间里坐下来，拣选、捆绑中药材。虽然每天６０多元工资不多，但田明说：“过去家里地没人种，吃饭都是问题，现在不知比以前好多少。”
经过武晓岗和甘肃省农发办其他１０来名干部连续３年的接力帮扶，曾经贫困面达７５．８％的三谷村，如今已经基本消除贫困。
考核奖罚分明，肩负百姓期望
１１月２６日，四川达州宣布召回、调整履职不力的贫困村“第一书记”２４１名，并增派１８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到一线督战。今年早些时候，四川广元市也召回了５３名贫困村“第一书记”。两次召回反响巨大。
召回撤换有规可循。根据四川省委组织部建立的“第一书记”召回撤换制度，驻村期间工作不胜任、无法按时完成目标任务或违反纪律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将被责令召回并在一周内另行选派；被召回人员当年不得评先评优，是递进培养对象和后备干部的取消资格，且两年内不得提拔重用。
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让“第一书记”们可能被召回呢？概括起来说，就是存在“五不”现象：驻村帮扶“不想不愿”、开展工作“不严不实”、驻村职责“不明不白”、后盾单位“不闻不问”、在政治待遇上产生“不上不下”思想。
各地对“第一书记”权责都有明确的规定。湖南省建立了年度考核、三年验收的考核机制，验收不合格的将由原单位继续帮扶。河南兰考对所驻村面貌变化不大，或违反纪律、考核不合格的驻村干部，实行提拔一票否决。
考核奖罚分明，肩上背负百姓期望，“第一书记”工作着实不是那么容易干的。
湖南省泸溪县一位“８０后”“第一书记”章伟（化名）说：“感觉村里扶贫事项、纠纷调解，主要还是靠村支书，作为‘第一书记’只是协助村支书做一些和上级部门‘接天线’的协调、跑腿工作。”
这是很多年轻“第一书记”进村后要过的第一关：作为一个“都市来客”怎么尽快和当地村民打成一片。杨波和武晓岗的事例就是很好的示范，没有别的办法，就是靠脚走出来，靠耐心磨出来，靠做事做出来。
做事也不是那么容易，不同部门的“第一书记”拥有不同的“后盾”。往往来自“强势部门”的第一书记更容易拉来项目，而“弱势部门”的第一书记们往往采取“广撒网”“拼运气”的方式申报扶贫项目，捞住哪个是哪个。
“很有可能村里最想解决的是人饮工程，批下来的却不是这个。有时候村里获得了某个产业项目支持，但公路交通却跟不上来。”湖南湘西州花垣县雅西镇朝岗村第一书记石昊东说。
不过，困难难不倒有心人，记者采访的“第一书记”们，没有哪个畏难退步。证监会驻兰考张庄村“第一书记”孙兴文说：“这是能让自己在百姓心中留名的好事，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攻坚战，动力大着呢！”（完）
( 编辑：王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