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与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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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在颐年堂院内向下乡调查研究的警卫战士讲话(资料图片)

　　中国兰州网7月25日消息 85年前，毛泽东在寻乌进行了被他称为“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在此前后，他还在赣南、闽西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这些调查，为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要紧的岁月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打下了重要的认识基础，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最基本、最长远的事业，提供了正确方向。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发展强大，应该走什么路、怎么走，一直是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基本问题，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个核心问题。毛泽东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社会调查和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正确的道路，从来都是深埋在国情的土壤之中，要把它找出来，从来都是从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国情开始的。

　　我们党在确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之后，革命道路“是什么”、应当“怎么走”，仍然面临着各种纷扰。可以说，就在毛泽东埋头搞寻乌调查的时候，“城市中心论”仍然是党内决策层的主流看法。1930年夏天，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要各地红军分别去打长沙、南昌等城市，进而“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战略调度，即为一例。毛泽东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一系列赣南、闽西社会调查，其特殊意义在于，为清晰回答中国革命“是什么”和“怎么走”这两个事关道路的重大课题，提供了认识基础。

　　关于“是什么”。毛泽东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周恩来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曾说，“六大”召开时，毛泽东虽然已经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但他“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从“工农武装割据”到“以农村为中心”的转变，是创立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关键一环。毛泽东1929年在长汀、上杭等地所进行的广泛社会调查，使他开始抓住这个关键环节，坚定了他创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前进的基础”的决心。在土地革命、武装割据这些基本政策指导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逐步巩固发展，建立起影响全国的“中心工作区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的设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孕育成熟的。

　　关于“怎么走”。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酷斗争形势下，中国革命道路“怎么走”，比“是什么”的争论显得更为迫切与紧要。它直接决定着党和红军能否生存发展，并最终决定着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能否走得通。为弄清“怎样走”的问题，毛泽东的办法依然是“向下看”，通过调查研究来找到钥匙。在寻乌调查中，他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了当地商业资本的兴衰过程和原因、中国农村的土地关系和剥削状况、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生存现状及政治态度，特别是细致入微地分析和总结了寻乌进行土地斗争的经验教训，由此，对为什么要走和怎样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在认识上有了飞跃；对这条道路为什么能够走得通，在认识上也有了实践依据。

　　具体说来，毛泽东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社会调查，之所以能够从宏观上认识到中国革命道路“是什么”和“怎么走”，在于这些调查大体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为当时的道路探索提供了认识基础。

　　第一，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社会调查，为党在道路探索中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提供了可靠的阶级依据。在到井冈山之前，毛泽东也做过一些农村调查，但他认为，自己对“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寻乌调查之后，他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了“贫农与雇农的问题”。后来，他还在调查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正确对待中农的问题。弄清楚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在实践中产生了两个积极成果，一是使党找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可行路径，进而制定出比此前的土地政策(如“井冈山土地法”)更切合实际的方案；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学说，使农村阶级划分有了可行的标准。这两个成果，使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有了可靠的阶级基础。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