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放纵恶人，谁在逼“好人”杀人？

　　2012年6月，河北侯落鸭村村民郑潮军因用铁镐打死村长侯志强被判刑8年。96名村民联名上书河北省高院，要求释放郑潮军。村民称，侯志强是个恶人，除了殴打敲诈村民，还用暴力威慑村长选举。今年6月，河北高院驳回了“郑潮军实属正当防卫”的申诉。（7月13日《新京报》）

　　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如果警察尽忠职守，地方便不会出现恶人。那些恶人在向恶人成长的过程中，原本就应该遭到警方的打压，要么难成气候，要么被送入监狱改造、反醒。那么，反向推理的结果就是，既然侯志强作为当地人所共知、人人惧怕的恶人横行乡里多年，当地的警方一定出现了问题，进一步反推，则是当地政府及其一系列官员出现了问题。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对于侯志强以接近全票当选村长一事，两名“熟悉侯落鸭村情况的镇干部解释”称，这是“代表了村民的呼声，得人心”。侯志强在当地恶名远播，这样的村情，镇干部不可能不知情，知情还说其“得人心”，就不仅是昧着良心说瞎话的问题了。联想到侯志强横行乡里却屡逃应有惩罚的事实，镇干部口中的“人”更多的恐怕还是“官”，侯志强得的其实是“官心”。

　　那么，侯志强是如何得“官心”的呢？除了村民、村支书都曾看到过的但被镇干部否认了的与镇干部吃吃喝喝之外，其靠打架、敲诈获得的财富有没有去向某些镇干部的腰包，也是个疑问。要知道，凡有黑恶势力的地方，必然会有腐败的官员，这些腐败官员既是保护伞，也是助纣为虐者。

　　法治社会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人们要善意地相信法官的判决，相信法官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和司法者的权威。既然从基层法院到河北高院都否定了郑潮军属“正当防卫”，认定其行为属于故意杀人，那么，我们就姑且承认这一事实。毕竟，虽然有近百村民联名上书要求释放，但从媒体的报道中得到的信息，也并不足以断定郑潮军属于正当防卫。郑潮军当然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毕竟那也是一条人命，是一个不能被随意剥夺了生命的人。

　　我们需要探究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为什么基层法治在某些地方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以至于恶人可以横行乡里多年，老实本分的村民除了忍辱负重之外别无选择？问题显然不在于基层民众的法律观念淡薄与否，因为在此过程中，他们在不断地报警，也在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但结果却是，他们从警方和地方官员的反应中得到了教训，认识到只有忍辱负重、忍气吞声才是最有效的自保手段。这说明，问题出在基层政府身上。

　　一个廉洁高效的基层政府，一个依法管理、守法服务的基层政府，一个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的基层政府，一个紧密联系群众、被置于群众监督之下的基层政府，才不敢与黑恶势力勾肩搭背，如此，侯志强们才不会被放纵，郑潮军们也不会被逼出牢狱之灾。

　　文/张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