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梦想”中的文化气韵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一些仁人志士已经认识到，西部地区发展得怎么样，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略西部，解决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难题，逐步凝结出一种“西部梦”，成为“中国梦”的一部分。

　　这个梦想的触发点，毫无疑问是和中华民族应对外来侵略的被动局面联系在一起的。十九世纪中期，以张穆、何秋涛等史家及其著述为代表的西北史地学兴起，即是对强邻四逼、边疆危机的敏锐反映。一八七四年，在李鸿章、左宗棠等清末重臣之间，爆发的那场东部海防和西部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论，一下子把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把西部和东部对国家安全具有的同等战略价值，摆到了人们面前。辛亥革命后，经略西部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孙中山在其庞大的救国实业计划中提出：“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一九二〇年，他在为谢彬《新疆游记》写的序言中又说，西部“兴起吾国前途之希望，实无穷也”。还有个叫林竞的人，在其《亲历西北》一书的自序中称：“西北之政治经济地位，均具有牵动世界之价值”，希望有志之士“相率投荒，共作千秋万世之业”。

　　全民抗战爆发后，西部成为了大后方。大量机关、工厂和院校内迁，事实上是一次罕见的文化流动。人们对西部在推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特殊作用，有了更具体的感受和更深切的认识。比如，陈寅恪一九四一年为朱延丰《突厥通考》写的序言中提出：“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又如，钱穆一九三七年曾游历西部，一九五一年在台北的一次演讲中回顾了这段游历的感受后，明确提出：西部“那地方人民的血液，还是我们古代汉、唐的遗传”，“若我们能从经济文化上再加培植，再加开发，一定仍能到处发扬我们北方祖先宽宏的气魄，雄伟的精神。这是找寻我们历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在那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产生新力量，并使国内各方面发展平衡”。

　　新中国成立后，前人积累的西部梦想开始变成现实。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规模的“支边”和西部交通建设，到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的西北南西北大三线建设战略，九十年代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到今天举世关注的“一带一路”重大战略，仿佛接力一般，一波一波地推动着西部梦想的逐步实现。

　　那么，西部梦想是否仅为经济布局或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考量呢？当然不是。钱穆说的经略西部“是找寻我们历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多少道出西部梦想的文化内含。黄河、长江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其上游流域是西部血脉和精粹所在。毛泽东一九六四年提出西部三线建设战略的时候，曾准备带着一些文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气象学家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上游地区，显然是为大规模经略西部作历史文化和地理资源方面的准备。习近平二〇一三年九月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时，他是这样开始的：“我的家乡在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在这里，回首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文化情怀，溢于言表。

　　的确，近代以来的西部梦想，从来都是挟带文化情结和文化气韵的发展战略，并且顺理成章地传达出文化寻根和文化复兴的诉求。没有文化的支撑，西部梦想会折断翅膀，经略西部的战略会缺少依托。试想，以西部为关键环节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如果缺少了丝路文化的气韵，它还会拥有人心相通的精神滋养和奋力推进的思想风景吗？(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