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费十万出版反腐书籍

    先是去年1月28日，作为广州市政协委员，他提交了呼吁广州率先试行官员财产公开的提案，又在媒体的追问下公布了个人财产。这一声响惊动了全国舆论。

    眼下，闹出不小动静的是他一部关于反腐的书，书名是直抒胸臆式的《我为反腐鼓与呼》。此书被他自豪地称为“鸿篇巨作”，共计130万字，分上中下三卷，足有4.8公斤重，从广州快递到深圳，至少20块钱快递费。为了这次出书，范松青自掏腰包，花了10多万块钱。

    对自己这部“巨作”，范松青显露出相当的自信。他在微博上挂出“中国官员财产公开第一书”的消息，还说“为保证物有所值，使读者满意放心，作者承诺：购书者一个月之内，可无条件退书退款”。

    9月18日下午，坐在珠江边上的办公室里，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谈论着自己的新书，有种船到岸边、壮志已酬的感觉。他说：“这是中国反腐败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相结合的第一书，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前瞻性、史料性和可读性。”

    对被舆论称为“官员财产公开第一官”的范松青来说，这部书展露了他和反腐更为深厚的渊源。在此之前，少有人知的是，他曾在广州市纪委、监察局工作9年多。

    朋友眼中的他：混得不错

    广州的这天傍晚，闷湿的热气逐渐消散。范松青驾驶着一辆黑色丰田凯美瑞，从广州市政协办公楼地下车库开出去。作为广州的一个副厅级官员，这是他享有的公务配车。他指了指驾驶盘上一个酷似老式BP机的黑色小盒子说：“这是北斗星定位系统，可以监控公车，周末用车会被查到。如果擅自开出广州，会立即反馈给各个部门。”从2009年开始，以这套车载电子监控系统为技术手段的公车管理办法在广州实行。

    在朋友眼里，这辆公务配车是范松青身份的象征，让人觉得他“混得还不错，至少有个配车”。不过，随着公车改革的全面启动，按照“中国取消副部级以下领导干部用车，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的规定，范松青的配车明年很有可能会被取消。他对此已经有所准备，去年就申请了私家车“摇号”。

    从日常的点滴细节里，范松青感受到反腐工作正在以迅猛的姿态开展着。他办公室椅子后背的墙上，挂着一幅印着“福”字的挂历，“是一位朋友送的，自己掏钱印的”。近两年，他再也没收到过单位印制的台历和挂历。

    几天前一次饭局上，广州某位副处级干部敏感得近乎有些“神经质”。席间，他捂着自己的手表，对别人说：“我知道你在看我的手表。我这是A货，卡地亚的，只值一千多。你知道，男人嘛，都喜欢手表。”其实，那个人的眼光从没落在他那只手表上。

    敏锐洞察时事的范松青深感，反腐形势已时不待人。他从去年广州两会后开始整理这部和反腐有关的书，花了20多个月，“够生两个孩子了”。

    他的《我为反腐鼓与呼》原计划在内地一家出版社出版，但书稿交给出版社半年后，“准生证”迟迟出不来。这位明年底就要退休的干部急坏了，“形势不等人，书出晚了，菜都凉了”。于是，他不惜再多花钱，“借道”香港书号。他说，这是“多快好省”地实现“出版梦”。

    晋升之路曲折：曾是笔杆子

    从地下车库里钻出来，范松青驾驶的凯美瑞正好遇到堵得严严实实的车队。这个矮个子的湖南男人灵活地调转方向，抄起公园的一条近路，很快就把连成长龙的车流甩在身后。但是，在他看来，自己的官场晋升之路从没有捷径可走，反而缓慢曲折。

    1998年，从广州市委政研室调入市纪委、监察局的范松青43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作为副处级纪检监察员，他从事的还是政研工作，主要是写材料、研究论文和领导讲话，是个“笔杆子”。

    如今，头发稀疏的范松青回忆起那时的工作状态，“经常加班加点，挑灯夜战”。每到年底，别人忙着年货，他却在绞尽脑汁地写材料。有人叫他打牌，他说“要加班”。他的大学同学卢晓媚回忆说：“那时没见他当多大的官，却忙得很。”每次见面，他都是满脸倦容，卢笑话他“写得鼻青脸肿”。

    他在纪检岗位上的成果集结在130多万字的《我为反腐鼓与呼》里，大部分是他写的案件剖析、调研报告、研究论文和廉政演讲稿。而他作为新闻当事人，跟“官员财产公开”有关的报道则单独成篇。

    但他自感，在那段为反腐工作燃烧激情的岁月里，努力与回报不成正比。他经历了个人“最艰难”的一段官场生涯。

    出版反腐书籍：“给社会留下点什么”

    他两次参加广州市监察局机关竞争上岗，但都失败了。

    “迂和傲几乎意味着在仕途上很难进步。”他自称最不擅长处理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明显的例子是，因为“一点琐事”遭到上级领导指责后，他很不服气，在电话里和对方争吵，还一两年不理人家。

    在机关工作30多年的范松青，觉得自己身上有“矛盾”的地方。在他的自我认同里，除了官员，还有“知识分子”。他在党校工作过，后来当过记者，还短暂地在高校教新闻学。一个知识分子的“想言”和官员的“组织纪律性”会在心里打架，让他感到“很纠结”。

    去年初，在完成自曝家产的“壮举”以后，熟悉范松青的人里，有人“还是有些意外”，也有人觉得“不奇怪”。他的一位朋友说，“老范虽然人比较直，但也没想到会这么大胆”。也有人说，“每次聚会，他总爱说反腐的那些东西，我们就制止他。他自觉没趣，也就不说了”。

    关于那个带有官员“自我革命”色彩的财产公开提案，范松青坦承，“如果早十年，绝对不会提的。如今快要退休了，顾忌也就少了”。至少在去年那个“风口浪尖”的时刻，他还拒绝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反复解释“压力太大了”。

    这次，就连一直支持他的女儿，也站在反对的战线上。但范松青坚持要出这部书，他认为这是对自己多年反腐工作的总结，或者也是一种“补偿”。他希望，“给社会留下点什么”。

    他不顾家里纷飞的“战火”，以一己之力完成书稿的整理和校对，还亲自去盯书的排版。

    他还要给书的封面和封底挑选照片。自从成为新闻人物以后，记者给他拍了不少照片。有一次，他特意站在办公室一幅老虎画下面，拍了一张照片。

    这在他看来，有着显而易见的反腐寓意，“打老虎嘛”。曾经有人劝他别在办公室挂老虎画，“显得太霸气”。但如今，他觉得正合时宜。

    还有一张照片，对他个人来说，“也有一种寓意”。他将其用在《我为反腐鼓与呼》“卷三”的封底上。

    在这张照片里，范松青依靠在一扇玻璃窗边，双手攥着一本杂志。在玻璃的反射下，一左一右，一明一暗，出现两个“范松青”。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