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自治文集》出版任继周院士拨冗作序

04.09.2020 00:41

近日，全面展现我校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草原学家和草学教育家胡自治教授学术人生和教学经验的《胡自治文集》一书，由光明日报社出版发行，这为我国草业学科建设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

该书主要收录了胡自治先生所撰写的草原类型、畜产品单位、草业的定位、草原生态、草原资源和草地农学等主题的科学研究论文51篇，以及涉及研究生教学改革、草业教育史、我国高等草业教育在世界上的地位等教学研究论文13篇，总计44万字，分上、下两卷。

同时，《胡自治文集》被纳入到光明日报社“博士生导师学术文库”项目资助中。

《胡自治文集》上、下卷

2019年7月，胡自治在认真校对《胡自治文集》

据胡自治教授介绍，该书编写源于2015年7月，他80周岁生日之际，以董世魁、张德罡、龙瑞军、姚拓、于应文为代表的学生们，集体提出为他编写一本文集，一向严谨、谦逊、内敛、低调的他并不赞成，再三婉言谢绝和推辞。“一来考虑出版文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二来觉得自己一生所做都是受老师的关心、同事的相助、学生的爱戴，所做的贡献不足以成书。”

但学生们却悄悄行动了起来，从制定编写方案、组稿、修订到校对，三年多来一切工作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直到2018年11月，将已经基本成型的书稿交至于他，让他做最后的审定。

拿到初稿的胡自治，对学生的过分“认真”感到惊讶，“他们竟在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竭尽所能将我时跨半个多世纪，分散在不同刊物上的50余篇论文收集、扫描，并转换为电子文档，进行了校对。” 他说，“只不过，我是个后知后觉的人，在业务工作中缺少主动性和敏感性，很多事情还做得不够好。”

这种上善若水、虚怀若谷的品格与品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大先生”。

师从草原大家任继周院士，生生不息注入强劲动力

胡自治1958年毕业于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现甘肃农业大学）畜牧本科专业。翌年，他放弃了助教身份，重新“回炉”师从我国草业科学奠基人与开拓者的任继周院士，跨专业攻读草原学研究生。在他之前，任继周曾指导郭博、李逸民和李琪进行论文写作，但这三人都是畜牧专家卢德仁的研究生。因此，胡自治算得上是任继周院士真正意义上的开山“弟子”。

胡自治深情回忆说，“任继周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1959年收我读他的研究生，1962年临近毕业时，又郑重告诉我，希望我能留下来与大家一起共事。”当时，胡自治的母亲因脑溢血瘫痪在床，原本不知道能留校任教的他，打算从武威黄羊镇毕业后返回兰州工作，以便陪护母亲身边，给予悉心照料。

“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后，胡自治遵从自己的初心，笃定学农爱农之情，投身强农报国实践，选择了他一生所挚爱、所向往的事业。对于母亲的牵挂，父亲则用一句话坚定了他的志向，“我有一双铁肩膀，家里的事我能承担。”

提到任继周院士与甘肃农业大学的渊源，还要从1948年说起。那年，刚从南京中央大学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的任继周，经老师王栋教授推荐和国立兽医学院首任院长盛彤笙的邀请，于颠沛流离的动荡岁月中，从南京出发，辗转来到兰州，欣然受聘于建校不久的国立兽医学院（甘肃农业大学前身）研究草原与饲草学。

任继周对当时的情景记忆尤深，“初到大西北，盛先生亲自去车站接我，请我吃饭。更令人感动的是，我住的房子是盛彤笙先生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挑选的最好房子。那时条件艰苦，房子是漏风的土房子，没有自来水，盛先生不时会去房间察看缸里是否打满了水，柴禾是否充足，窗户是否被纸糊好，有没有涂抹防雨的油。”盛彤笙以仁爱之心为他打点好一切后勤服务，安排妥当保障任继周能安心从教、舒心从教。

“甘肃横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再到内陆河流域的荒漠地区，从湿润到干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地类型非常复杂，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任继周兴奋不已，“大西北才是研究草原的广袤天地！”从此，任继周开始了扎根一辈子的草原生涯。在他的主持下，1964年甘肃农业大学在国内率先建立了草原专业，1972年兴建了我国第一个草原系。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草原科学博士点，任继周也成为了我国第一位草原科学博士生导师，与胡自治合作指导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草原科学博士研究生。

根之所系，心之所向。这种源自盛彤笙与任继周、任继周与胡自治、胡自治与更多后辈学人的师道传承和治学态度，是甘肃农业大学70余年办学精神的积淀，是师生们共同创造形成的强劲动力。

1985年，任继周院士（右）与胡自治共同参加第15届国际草地会议

1995年，任继周院士（左）与胡自治商讨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教学工作

为中国草业教育播撒种子，深耕细作勇担神圣使命

课堂之外的学习，远比课堂学习重要。任继周渊博的知识、高尚的品德，对胡自治的学业成长和事业发展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作为任继周院士最得力的助手，胡自治在草业学科创立与建设、草业伦理构建与科技创新、草业科学教学体系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取得了令世人仰慕的成果。任继周与胡自治共同提出了位居世界领先水平的“气候——土地——植物综合顺序分类法”，国际上称为“任——胡氏检索图（Ren-Hu’s Chart）”，在全球草原及植被分类中得到广泛应用。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任继周草原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胡自治从一点一滴做起，经长期研究与实践，他的教学科研成果进入了一个“丰收期”。胡自治先后创制并完善了草原生产力评定的新方法——畜产品单位，在国内外草原生产力评定中被大力推广；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数字化草原分类系统，实现了全球草原类型的数字化检索；丰富和发展了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内涵，构建了优质人工草地+高产畜种+高效管理的现代化草地畜牧业发展模式。他还提出，草业是与农业和林业并立的第一性生产又兼具第二性生产的论点，为全国草业科学的学科建设立柱架梁，取得了杰出功绩。

1981年，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广大知识分子迎来了明媚春天。这一年，甘肃省委接纳了任继周的建议，决定在兰州组建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并在资金、人员、场地上予以全力支持。但胡自治作为“独苗”，被留在了甘肃农业大学，学术团队的其余成员则抱着一腔热忱，跟随任继周院士来到草原生态研究所，开启了崭新的研究领域。那时，任继周对胡自治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把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的摊子守住，为我国草原事业的发展壮大打牢人才根基。

对于老师的嘱托，胡自治时刻铭记在心、付诸于行。1989年，在任继周、胡自治的不懈努力下，国家教委批准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科学为国家重点学科，这是全国最早的草原科学国家重点学科。1992年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和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联合共建我国第一个草业学院，胡自治先生担任首任院长。此后，胡自治还担任了中国草学会副理事长兼草地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草业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草学会顾问与草业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农业部第五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农业部教学指导委员会畜牧学科组召集人，以及《草原与草坪》主编。

据统计，胡自治共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6项，国家级和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3项。主编了《草原分类学概论》《青藏高原的草业发展与环境》《中国草原资源及其培育利用》《青藏高原甘南生态经济示范区研究》《英汉植物群落名称词典》《中国草业教育史》等，为我国草业科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

1984年，胡自治在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实验室测定牧草热值

1998年，胡自治在甘肃农业大学天祝高山草原试验站指导学生蒲小鹏（右）

躬耕一甲子，桃李满天下

胡自治先生在漫漫教育生涯中的言行修为，完美诠释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师道精神。诚然，这种“传道”之“道”深刻蕴含在“授业”“解惑”的碧血丹心历程中。

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自1962年开始从事教学工作以来，在草业科学研究、教育领域里，胡自治一走便是60余年，在这一甲子的奋斗岁月里，他一直在草业科学这块沃土上努力躬耕，从未脱离教学岗位，尽心尽责坚守半个多世纪，也始终保持着教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胡自治倾心于我国草业科教事业，先后培养了48名硕士生、29名博士生，加上聆听过他讲课的本科、专科生和各类培训人员更是难计其数，可谓“桃李满天下”。让他欣慰的是，学生中的大多数成为推动我国草业和相关领域发展的中坚力量，如在学术界比较知名的有“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董世魁、“长江学者”张英俊和“中国科学之星”高彩霞等。

教学是教师最基本的职责，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是最好的教科书，这是胡自治踏实坚守了一生的理念。尽管时代在变迁，但是教书育人的基本道理是常存的，不会改变。

在学生们看来，胡自治先生“艺高为师、德高为范”，他在草业界的“艺高”人所皆知，在师德、师风方面更是堪称典范。治学之道，几十年如一日，恪尽职守、敬业奉献；待人之道，则如涓涓细流、海纳百川，平易近人、尊师爱生，不仅成就卓著，还上善若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正如在编写《胡自治文集》一书时，给予既是编委、又是学生们的最大体会是：更加深刻理解了胡自治先生的一生价值追求。

2008年2月，参加《草业大辞典》统稿会，前排左起依次为：杨智、郭佩玉、胡自治、洪绂曾、任继周、牟新待、陈佐忠，中排左起依次为：万里强、戎郁萍、张英俊、韩建国、王彦荣、郭永立、汪玺、张自和、卢欣石，后排左起依次为：李志强、段廷玉、李春杰、沈益新、李向林、丁至诚、赵军、何峰、林慧龙

2020年9月，胡自治写信致谢学生为文集编写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学术道路上，没有终点，只有奋斗终身和永不停歇地奔跑。胡自治对任继周先生在期颐之年，仍不遗余力执笔完成《农业伦理学史料汇编》《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两部巨作，开创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先河的精神所感召，被老师“沧海横流、信仰弥坚”的精神所感染。现如今，胡自治还会定期给任继周先生打电话，除询问老师的身体健康状况外，谈及更多的依然是学术上的问题。

2019年，在《胡自治文集》付梓之际，已是95岁高龄的任继周院士为该书拨冗作序，用五千字感人至深的话语，记录他了与胡自治相识、相知、相惜、相助、相长的清晰过程，字字珠玑、句句真切，生动诠释了师道精神承袭的深刻内涵。

序中，任继周院士对胡自治先生做出了“人生何为须洞彻，沉潜笃诚而敬业。团队护持毕生功，精雕细刻耐寂寞”的高度评价，这是为人、为师、为学的标尺，更体现了二位儒者亦师亦友的相处之道，值得后学敬仰！ 全文附后：

2019年春末，董世魁教授来电话，说他们几位胡自治教授的弟子已经编辑了《胡自治文集》，将在近期出版，要我作序。我听到这个大好信息，不加考虑，立即答应下来，随即陷入深沉的思考。

胡自治教授今年应该84岁了。今天我给他的文集写序，在我的眼前拉开一幕长长的画卷，记载了一个甲子的画图。中国的纪年有特殊魅力，一个甲子的记忆，似乎远远溢出60年时光的河道。它有一种运动的、历史的流年的张力，令人流连忘返，韵味浓郁。记得我为自治的两本书写过序，一是《英汉植物群落名称词典》的，一是《中国草业教育史》的，当我写那两篇序的时候，也是很投入的。但写《胡自治文集》的序，却是别样的感受。我面对是自治毕生的学术旅程，也是对我们共同度过的岁月回顾。

我记得1959年，他放弃已经有一年教龄的助教职务，改考我指导的草原学研究生时，我很感意外。这是我教学生涯中遇到的孤例。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品学兼优的毕业生留校任助教。而研究生，当时没有学位，毕业后还要重新分配工作，就业风险大增。而且校内转职还要经过考试。自治居然选了这条吃亏找麻烦的道路。这显露了自治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中国传统君子之风，这在浮躁之风盛行的年代，是难得一见的。我内心赞赏。

后经入学考试，他文理通顺，知识把握准确，而且写得一手端庄整洁的“工程字”。每一笔划起止明确，每一个字方方正正，与当时经常遇到的有欠规范的众多“学生体”大不一样。这给我一个直觉，内涵较高的理工科的科学素质，在农业院校是不多见的。后来工作证明，自治的这一科学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我们正在研究创立开放型的草原分类系统，这是一个全新的构想。我从南京来到甘肃工作，首先打动我的是西北纷纭繁缛的草原类型。因此我联想到世界各地不同地带、不同国度的草原，它们都有各自的分类系统，分类标准不同、名称多样，地区分散，而彼此封闭，不可互相参照，更难以比较其质的异同。这样无系统的分类，很难称为科学。而当时草原调查之风蜂起，应梳理此类资料，建立自己草原分类系统，并且准备覆盖全世界草地。草原做为一类自然资源，它们之间应该像土壤分类，气候分类、生物分类一样，具有内在的发生学关联，属于地球生物圈的一部分，不应该为政治板块所分割。任何地方，任一新发现的草地，都应在分类系统中找到它们的位置。如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当元素周期表初建时只有60几种元素，现在发展到一百多种，仍然可在周期表内找到它们的位置。直到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不存在适用于全球的开放性草地分类系统，而这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经过几年研究，我们确定了气候-土地-植被三级分类系统，关键的第一级，气候中水热两要素与草地存在发生学关联，而且气象台站到处都有，参数易于获取，我们就把温度和降水做为第一级分类指标，据此指标建立的开放性草原分类系统可覆盖全世界。但如何建立以水热为指标的分类序列，遇到了障碍。经过我们学术集体内部几个人近两年的多方探索，没有得到满意的方案。自治进入研究集体以后，接受了这个任务，不到一年的钻研，制订了草地分类检索图，我们的分类系统也走出了坚实的一步。为了肯定自治的成绩，1985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15届国际草地大会（IGC）上，我做会议发言时，系统报告了我们的综合顺序分类法（Comprehensive Sequenti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CSCS），特别介绍了“任-胡氏检索图（Ren-Hu’s chart）” 。从此我们的草原分类研究长驱进展，直到今天，还是唯一对全世界开放的草地分类系统。

这里还需说一个插曲。在上述工作以前，为正式开展论文写作打好基础，必需作有关文献综述，这个任务我交给了自治，他可藉此熟悉、深入草原科学。自治接受了任务。这就是文集的第一篇论文，《关于草原类型划分意见的述评》。他在本书“自序”中自谦说“文中的评论部分现在看来十分幼稚”，但我给以高度评价。设身处地想想，在那个长期封闭的年代，甘肃农业大学地处甘肃省武威县黄羊镇。一个偏远的西部乡村，缺乏检索工具，更没有现在的网络之便，只能靠个人藏书和甘肃农业大学图书馆的有限馆藏资料。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自治写出了现在看来也堪称完备的专题综述，展示了他充分利用有限资料，探幽抉微治学素质。

等待他的第三项工作就是50年代末70年代初，我深感以家畜头数为指标评估牧区生产水平的流弊。牧区的一个旗/县的家畜存栏头数超过百万，就可获得“牧区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于是出现“户口羊”、“户口牛”，老弱家畜凑头数而不出产品的怪现象。而且每届地区领导到任后的第一重要工作就是订立生产发展指标，亦即在原有基础上净增多少家畜头数。这个“头数杠杆”无异是耗竭草地生机的恶性毒瘤。不少地区草原已经没有任何畜产品产出，有的地方人为拼凑产量上报“成绩”，折算下来，不到200克肉/亩，只要捉两只老鼠就可完成生产任务。草原生态系统走到了崩溃的绝境，说是令人瞩目惊心已经不够了，应该是痛心疾首！我国草原生态系统陷入历史的谷底。于是我们提出用单位面积草地的畜产品，即畜产品单位，来衡量草地生产能力，取代我国传统使用的头数指标。我在多次演讲和文章中提出这个建议，将各类不同的畜产品折合为统一质量单位，但缺乏精确折算系统。我将这个紧急任务交给自治。他的动物营养学基础颇为扎实，很快交来一份畜产品单位（Animal Production Unit APU）的换算查对表。现在看来虽然还有改进的余地，但毕竟达到衡量草地生产力的新精度。以此为主要基础，我们发表了“关于草原生产能力及其评定的新指标——畜产品单位”，引起了国际国内的广泛重视，并被一些国际权威机构所采用。

从这三项研究工作开始，我肯定了自治的科学素质，开始了我们一个甲子的合作路程。这是一段曲折多变，非同寻常的道路。大跃进的灾荒刚刚渡过，各行各业正在复苏之中。国家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全国教学人员名额基本冻结。甘肃省是全国大跃进的重灾区之一， 1962年甘肃省明令高等学校不得增加教师名额。而这正是自治研究生毕业的一年。经过几年的合作，证明像自治这样的青年，正是我们急需纳入学术集体，增加团队的新生力量。因为当时确实有个别成员陷入精神萎靡状态。为了将自治留校。我疏通了省委宣传部和教育厅，有关领导都善意地理解工作需要和人才难得，但需学校出面申请。当时主管教学的副校长许绶泰教授，既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知音好友，他在得到党委的支持以后，全力以赴，亲自从甘肃省要到一个名额，解决自治留校的难题。这是当年全省特批增加的唯一一名高等学校教师。现在看来是小事一桩，但当时在我的心中，无异一次重大磨难，记忆深刻。至今还记得当年省委宣传部长吴坚、教育厅长刘海声、甘肃农大党委书记李运、副校长许绶泰给我肯定答复的亲切面容。我感激他们，在这关键时刻，给了我们科学集体扬帆起航的一股信风。

如今自治已从一个青年变成了耄耋老者，当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一个甲子的情景涌现眼前。这里有大量的学术积累，也涵韵了学术集体的精神风貌。前者具体，后者抽象。文集本身就是前者的展示，我们看得比较清楚，就不多说了。而后者是看不见的，它渗透于具象事物的内部。对于我们学人（我暂且回避“科学家”这个大字眼）来说就是学风。学风，只有过来人，经过栉风沐雨，才能有较真切的感悟。做为一个与自治几乎毕生相处的老人，我在反复披阅浏览《胡自治文集》以后，写了几句话，既是写作提纲，也像瘪脚的打油诗。就从这里谈谈《胡自治文集》启发我对学风的感受。诗曰：

人生何为须洞彻，沉潜笃诚而敬业。

团队护持毕生功，精雕细刻耐寂寞。

“人生何为须洞彻”，先贤梁漱溟早年曾自问“我生何为？”以自励。自治以自己的行为交了答卷。他舍弃助教岗位的“铁饭碗”，不避风险，改做草原学科的冷门研究生，不能不说这是一步险棋，能对人生观做这样重大抉择，没有对人生观较洞彻的理解是不可想象的。人生品位不外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三观”范畴。就其伦理位次大小而论，依次由世界观而人生观而最后具象为价值观。但就伦理发生学而论，则“我生何为”的人生观据三观之中枢。由此扩而大之为世界观，认知我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和责任。凝而聚之则为价值观，判断我与世间诸事物关联的轻重与取舍。自治做出了这样的抉择，选定自己的目标和航道。从中透露了“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传统君子之风的信息。在这个人生观的引领下，他在世事多变之中，找到了人生之舟的压舱石，波澜不兴地到达了人生预期的目标。

“沉潜笃诚而敬业”，自治是个寡言少语的人。相对于那些高声呱噪，千姿百态推销自我的人，他似乎视而不见。他自管潜入学术的底层，无声无息、无影无形地工作着。不求名利，远离喧嚣。我们通常把这类美行称为社会添砖添瓦。自治似乎还有另类内涵。他在实验室里面对全球式样繁多的草原，检索它们的发生学的类型认识，在寒冷而荒凉的高寒草地研究草类的光合效率，在荒僻的沙漠中研究植物的分蘖。他在勉强温饱的生存条件下安心教书育人，培养了大量的博士、硕士和本科草业后继人才。他在自己选择的科学领域里，平心静气地向科学的深度钻研，在学术长河的底部淘挖泉眼，增益其流量和绵长。自治的文集不能说字字珠玑，但确是句句真实。这体现了学人应有的沉潜笃诚而敬业的品格。

“团队护持毕生功”，自治做为学术集体中的一员，他的工作都是根据学术团队的需求来做的。他不把个人兴趣和发展前途做为筹码与领导谈判。面对集体需求安排他的工作，他总是毫不迟疑地埋头去做。当他拿出每一项研究成果时，好像这项成果出自一条流水线，悄无声息地，自然而然地就收获了这些产品。尽管每一项成果都来之不易而成绩突出，但他从不邀功。尤其难能可贵的，当上世纪80年代初，我聚焦于草地农业系统的探索，忙着创办草原生态研究所，名义上兼任甘肃农业大副校长到1984年，但甘肃农业大学的草业科学那一摊子，从1981年就完全撂给自治了。他做为团队的学术骨干，义无反顾地带领团队，承袭学术路线，开拓前进，不断取得后来的新成就。我在给董世魁教授等著的《青藏高原高寒人工草地生产－生态范式》写的序言中说：“本书的科技内核，基本出自一个学科基地，一个学术方向，一个专业师承。”这正是自治以坚忍不拔的团队精神，做为中流砥柱，传承与积累的成果。在“天祝高山草原试验站”这个基地上，他把握学术方向，带领了一批又一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围绕共同的主题，先后将5个相关研究项目， 5篇博士论文、6篇硕士论文、46篇核心期刊论文和12篇SCI论文，凝聚为我国高山草原栽培草地研究的开山之作。直到晚年，他还怀着对草业科的拳拳诚心，撰写了《中国草业教育史》。现在回头看看，与那些把学术和学术集体当作敲门砖的一类人相比，自治的团队精神，承先启后，坚守终生，何其难能可贵！

“精雕细刻耐寂寞”，我与自治见面不久，就察觉自治的理工科素质，比现在常说的“工匠精神”似乎相仿而又有所不同。文集中可见到他善于做精雕细刻的“细活”，而又能做抽象的认知功夫。这首先要有耐得住寂寞的出世心态，还要有把冷板凳坐热的入世情怀。例如以水热两个参数做出涵盖世界的草原类型检索图，就体现了从微观的精雕细刻入手，达到宏观抽象综合的品格。这算是“大题小作”。还有一段小故事，可做为“小题大作”的事例，值得说说。文集中有一篇文章《民勤沙地植物分蘖特性的观察研究》。这是他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看来这个“貌不惊人”的选题，在既缺经费，又缺设备，生活条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下足了精雕细刻功夫，把这个题目做活了。他提出了按照地上和地下部分存活年限划分植物寿命类型的新见解。在那个运动多发年代，论文没有发表的机会。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植物学报》复刊，被当时的学报主编朱彦承教授看中了，才在1978年《植物学报》刊出，这离论文定稿已经过去16年了。精雕细刻在这里展现了特有的学术生命力。我们学人应该有能力从一般人“不屑一顾”小事下手，积之以岁月，付出艰辛劳动，做出好成果。正如曾国藩所说“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只要善于把寂寞化解于精雕细刻的科学情趣之中，既领略微观世界的独特蕴含，又可神游八荒伏瞰世界。无伦“小题大作”还是“大题小作”，都可踩出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