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公共卫生全球化的考验

　　在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全球化时代，地区和国家之间以及一国之内不同人口群体之间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也日益体现为健康状况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由于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穷人与富人以及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发展鸿沟越来越大，不同人群在医疗保健服务利用上的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放眼全球，因全球化过程而扩大的健康不公平大大加剧了弱势人群的健康风险和脆弱性。迄今全世界每年仍有1000多万儿童和孕妇死于可以预防或医治的疾病。国与国之间的预期寿命之差高达近50岁，一国之内有的也相差20岁以上。这显然都是全球和地方各级权力失衡与社会极度不公平的产物。单靠各国各自为战显然是难以战胜的。

　　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很多公共卫生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更多的则是因全球化过程而变复杂化了，或因全球化冲击而前所未有地被凸显和放大。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化使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变得十分迫切且极其必要。世界各国的依存性和脆弱性因此成为刺激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一个助推器。

　　公共卫生问题的跨国化也促进了公共卫生干预的全球化。鉴于公共卫生干预对于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和福祉的巨大潜力，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介入其中并进行了大量干预。公共卫生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国际发展议程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之下，联合国系统对健康与发展采取了以人权为本的整合性探讨。2000年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及据此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将健康置于发展议程的核心位置。最初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八大目标中有三大项、18项具体目标中有8项、48个指标中有18项都同健康有关。这三大目标分别是：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孕产妇健康，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这是国际社会迄今所作出的最雄心勃勃的发展承诺，也可以说是公共卫生干预方面国际合作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近年来，有关健康与发展的国际政策及立法措施不断推出，而且愈来愈关注全球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例如2005年第六届健康促进国际大会通过的《关于在全球化世界中健康促进的曼谷宪章》。同时，各国在加强全球防范并应对共同挑战上也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其中，《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3年)和《国际卫生条例》(2005年)是国际公共卫生政策新发展的两个标志性成果。

　　概言之，全球化既导致或加剧了大量跨国化和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也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干预提供了各种新机遇。在这样一个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时代，全球重构对公共卫生的影响，无论正面还是负面，都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不可回避的重大政策问题。作为世界上全球化程度很高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显然不能对健康风险和疾病的全球化掉以轻心。利用全球变迁提供的机会在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的撞击中寻找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的创新战略，无疑已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项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