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晕倒事件背后是危机话语的泛滥

　　据《解放日报》报道：8月9日晚，一外籍乘客在地铁列车即将进站时突然缓缓倒向右侧。随后几秒，他先是躺倒在座位上，又因列车刹车而翻落在地。因有人喊“出事了”，不到10秒，前后3节车厢乘客蜂拥而出，只剩晕倒在地的老外。当值班员赶到时，老外已苏醒随车离开。此文发布后，经多家网站转载，标题却变为“老外晕倒乘客无一相助仓皇逃窜”，甚至上升至对国民素质的“声讨”。

　　但是，事实真相并非如此。据上海地铁运营方表示，在乘客们离开车厢后，立即有热心乘客找到了站台上的值班站务员、描述了车厢里的突发情况并予以求助，“所谓外籍乘客晕倒无人救助说法并不属实。”或许有人还会固执认为，地铁运营方的事后表态，只是单方面的缓颜之辞，未必可信。那么，就再举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吧。今年2月27日，美籍华人李咏红和丈夫马克回贵阳探亲之后，打算转道北京回美国，但不巧的是马克在北京地铁犯病晕倒，很快不仅得到了站方工作人员的帮助，围观的乘客也纷纷伸出了救援之手——送医问药，嘘寒问暖。马克转危为安之后，特意从美国给北京市长寄来了感谢信。这个例子，并不能证明北京人比上海人素质高，也不能代表“国民素质”整体水平的高低，但能至少说明：并非所有的外国人在地铁里倒地都无人救助。换言之，突发状况，其周围的应激反应往往带有偶然性，绝对不能轻易上升为“道德批判”。而媒体为追求眼球效应，刻意放大负面情节的做法，只能助长非理性的国民情绪，尤为不可取。

　　其实，类似的事件，之前在广州也发生过。今年6月，在广州地铁三号线上，一名乘客在车厢晕倒，有不明情况的其他乘客喊叫“砍人”“有炸弹”，结果也引起乘客恐慌性逃散，造成6人轻微擦伤。如果剥去“老外”的身份标签，上海地铁发生的这起意外事件，与广州发生的这起并没有多少不同。而《解放日报》报道是连同别的案例一起报道这个事件，旨在用案例劝谕提示公众在乘坐地铁时，切莫恐慌。这原本普通的报道，到了网络空间，一些媒体引用时，却不顾基本事实，以“标题党”的手法在标题中扭曲新闻事实，误导读者，煽动偏激的网络情绪，以此增加自身的点击量与传播率——这暴露的不是“国民素质”低，而是网络媒体的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水平低而已。无良的媒体用煽动性的语言引燃了“网络情绪”，它们就像地铁车厢里第一个喊“砍人”“有炸弹”的乘客，其实要为恐慌混乱负起第一份责任，而且乘客是不明真相的无意，某些媒体却是故意隐瞒真相，特意为之，更不能原谅。

　　媒体的误导不仅影响网络情绪，也会对现实中的公众行为发生影响。社会心理学上有个“旁观者效应”。指的是，个体对于紧急事态的反应，在单个人时与同其他人在一起时是不同的，由于他人在场，个体会抑制利他行为。其成因一般认为有，社会抑制作用、从众心理、多数人忽略以及责任扩散等四个方面的原因。以上海地铁的这起事故为例，如果老外当时倒向的乘客有应对突发事件的常识，能冷静地向地铁运营方寻求帮助，就不会产生与传下接下来的恐慌。而当恐慌传递到更多人，就会影响更多人的判断与行为。媒体，虽然不在当场，但事后作为一个旁观者，将事实扭曲，将一个偶然的意外事件，上升为一个普遍的国民素质问题，进行道德批判，其实际后果，也很可能是批判的作用有限，更多的人遇到类似的情况，仍会选择逃散，认为那是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的选择——而个人也无须无能为整体的“国民素质”负责——这结果也是与原报道媒体的意图相反。

　　不过，回到事件现场，也不能不反思，为何不实的信息与恐慌的情绪那么容易会被传播传递。毋庸讳言，这与近期公共安全事故频发的背景有关。公众惊弓之鸟似的应激反应折射出他们内心对公共安全有难解的焦虑。为克服与缓解这份焦虑，一要媒体就不能火上浇油，假借泛道德批评任危机话语扩散与泛滥，唯恐天下不乱；二要公众多了解、掌握基本公共安全知识与技能，具备自保与帮助他人的能力，方可临危不乱；三是要公共职能部门切实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从各个方面加强公众的安全感。只有各方齐心协力，科学理性面对，才能防患于未然。应对危机的能力得以提高，国民素质自然也水涨船高，道德水准的上升也会自然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