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缘何仍不愿控枪

    近年来，美国枪击案频发，人们差不多已经见怪不怪。2007年4月20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韩国学生赵承熙枪杀33人后开枪自尽；2009年11月5日，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发生枪击案，12人死亡；2012年7月20日，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一家戏院在进行《蝙蝠侠前传3：黑暗骑士崛起》的首映时发生枪击事件，至少造成12人死亡，50余人受伤……

    除了造成大量平民的伤亡之外，枪支的泛滥还造成了亚伯拉罕·林肯、詹姆斯·加菲尔德、威廉·麦金莱和约翰·肯尼迪4位总统，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等名人的被暗杀，以及里根等8位在任总统遭枪击重伤等重大政治事件。另外，枪枝暴力与美国大多数凶杀案与超过一半以上的自杀案有关，据统计，美国每年大约有10万人无辜遭到枪击，有3万多人被枪打死。

    不仅如此，美国有些地方有一个被默认的用枪原则，那就是在遇到危险时是“先开枪再问你是谁”，因此，平民误杀事件频频发生。

    但即便枪支的泛滥危及到美国的社会安定，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滥杀无辜，让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迄今所有这些枪击事件，都没能促使美国政府采取哪怕是最温和的枪支管制新政策，全面禁止人民持枪。2013年4月，奥巴马曾推动国会通过控枪法案，主要内容为将购枪背景审查从零售店扩至展销会、互联网等领域，最终遭到否决。此次加州枪击案后，奥巴马也只是呼吁禁止上了航空公司“禁飞名单”的人购枪，但就是这一点，实现起来同样困难重重。

    枪支管制在美国的难以推行，首先当然是受到来自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支持拥枪的美国步枪协会(NRA)被公认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会员有几百万人，在历史上，有八位美国总统都是该协会的会员。NRA的起源可以追溯至美国内战时期,1960年代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先后遇刺之后，美国政府在压力下开始在枪支管制方面进行立法。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NRA的角色逐渐从一个普通的枪支爱好者俱乐部转变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反枪支管制政治团体。2011年初以来，它在游说上的花费比所有控枪团体加起来还多10倍。

    而更重要的原因来自于美国社会内部：美国民众不愿放弃个人拥有枪支的权利。这是典型的美式文化，既有法治支撑，也已经形成了传统。更要者，也深度渗透进美国的两党政治。从殖民地时代到美国独立战争，乃至到流行文化的西部片中，个人拥枪似乎成为不容置疑的美国生活方式。

    在美国历史上，民兵在莱克星顿打响了第一枪，从而为独立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最初美国之所以能够获得独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拥有和携带枪支。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规定：“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在随后西部边疆的开拓中，枪支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内战期间，林肯政府为了确保北方的胜利，大力鼓励武器的生产和武装北方的民众，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枪支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成为了“秩序的象征和保守主义的图腾”。在不少人看来，持有和携带枪支是宪法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旦在管制枪支问题上有所突破，就可能会侵蚀宪法中所规定的其他公民权利。

    因而，历届美国总统，根本就不可能将控枪这样的事情纳入政策选项，更不必说禁枪了。只有到了枪击案发生，引发民众质疑和舆论场参与时，才会有控枪的讨论。但是讨论归讨论，控枪要想上升为法律，并在现实中执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是一旦反对控枪者将控枪视为颠覆美国立国精神中的自由权，支持控枪者就触及到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美国也有政治正确的底线，谁也不敢轻易越过这道底线。二是反对控枪者有足够的数据支持，强调枪击案对美国社会治安造成的影响是可控的。因为世界上禁枪的国家很多，但是暴力事件并不比美国少，支持控枪者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驳倒反对控枪者。三是枪击案虽然呈现频繁趋势，但毕竟还是偶然事件。枪击案带给美国人的伤痛是暂时的。“好了伤疤忘了痛”，一旦枪击案过了“保鲜期”，从上至下也就没有人再提控枪这件事了。

    另外，枪政治的错综复杂，还离不开美国人的一种政治禀赋：对权利的关注大于对切实利益的关注。在世界其他地方，选民做决定往往是“屁股决定脑袋”，哪个政纲对自己有利就支持那个，但美国人的政治觉悟很多时候能超越个人的得失，而上升到个人权利的层面。奥巴马大力推行的医保法案确实能解决美国医疗系统中许多久拖不决的问题，但从该法案中受益的很多普通民众却并不领情。一些反对医保法案的人认为，是否买医疗保险是个人的事，即便因为不买导致什么不测，那也是个人的选择，政府无权干涉。枪支问题也是如此。

    所以，要想在美国控枪，奥巴马这届政府不大可能，后任白宫主人也不可能完成。最起码，短期内不可能实现。

    所以，奥巴马总统只能无奈慨叹“真是够了”，然后向死难者家庭表示慰问并志哀。唯此而已。其实，这也怨不得奥巴马，更怨不得美国的两党政治和舆论多元。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美国人而言，他们在享受持枪自由的同时，必然面临着枪支泛滥带来的危险。

    美国人是继续享有持枪的自由，还是要实施控枪政策，注定是复杂的博弈过程。博弈过程本身，也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态的典型写照。

    正如2012年在枪击事件中痛失18岁爱子的格里高利·吉布逊在《纽约时报》撰文所说的，自己一度积极参加呼吁枪支管制的活动，集会、签名、写信、演说，一项不落。不过最终放弃努力，因为“意识到问题的实质在于，这是我们美国人想要的生活方式。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枪械。哪怕必须不时忍受一下校园枪击的痛苦，也只能这样。”这代表了很大部分美国人的看法：枪击案频发造成的伤亡，是为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

    美国加州枪击案发生后，控枪问题再次成为全美的热点话题。总统奥巴马呼吁完善控枪立法，严格管控枪支。《纽约时报》则做出了近百年未有的罕见举动，自1920年以来第一次把社论刊登在头版上，在题为“终结美国枪支泛滥”的社论中，《纽约时报》认为公民可以在市面买到“残忍高效、用于杀戮”的大火力武器是国家的耻辱，美国需要对特定种类的大威力武器——如军事级别的步枪及弹药进行严格管控，已经持有这类武器的民众也应该主动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