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北大”“社科院”身份标签看于艳茹论文抄袭
8月17日，新闻传播类知名学术期刊《国际新闻界》罕见刊登了一则《关于于艳茹论文抄袭的公告》。公告称，经编辑部仔细比对，于艳茹发表在该刊2013年第7期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大段翻译Nina R. Gelbart发表于《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1984年第4期的论文。由于于艳茹现供职于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发表论文时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社科院和北大也因此卷入漩涡。
抄袭的人是可耻的，可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陷入抄袭的丑闻。学生有之、专家有之，教授有之。如果要说于艳茹论文抄袭的不同，那恐怕还是因为其北大博士以及社科院博士后的特定身份。因为谁都知道北大是中国著名学府，而中国社科院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如果抛开这个特定的标签，我们再来看于艳茹抄袭的社会影响，恐怕也不会如此强烈。
对于《国际新闻界》的抄袭公告，很多人将其视为是在向学术不断开战。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无疑放大了抄袭公告的意义，因为对于艳茹抄袭的认定来源于有人举报，而且于艳茹的论文已经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国际新闻界》，所以这更像是一家学术期刊的自我补救。客观而言，于艳茹抄袭能够成功，能够蒙混过关，《国际新闻界》同样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于艳茹抄袭事件有三个细节值得关注。一个是一篇30年前的文章为何还能登上《国际新闻界》这样的核心期刊。于艳茹抄袭的文章写于1984年，翻译之后发表于2013年，是抄袭的文章太有生命力，还是我们关于国际新闻届的研究太过肤浅。换而言之，一家研究国际新闻界的期刊，怎么会发现不了这样简单的抄袭？是职业素养的问题还是知识积累的问题？另一个细节是于艳茹抄袭的指定来自于一名教师的偶然发现。试想如果没有这种偶然，于艳茹的抄袭还会不会被发现？尤其是对于这样一篇很冷门的理论文章。最后一个细节是于艳茹的专业问题。发表论文时于艳茹的身份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可其发表文章的内容尽管与历史有关，但更侧重于新闻方面，这种诡异的行为为什么没有引起期刊编辑们的警觉？
对于学术而言，抄袭是最大的耻辱。然而在名利的诱惑、发表论文数量的限制等种种现实因素影响之下，不少人选择了冒险抄袭。有的人也确实凭借抄袭有了名，有了利。而一些期刊杂志更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借机敛财，为抄袭大开方便之门。《国际新闻界》主动揭发抄袭行为，体现了一家学术期刊的责任担当，也是对抄袭者的一种震慑。但是对于艳茹抄袭事件，我们也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而不应放大其负面影响，甚至伤及无辜。因为抄袭更多的是一种个体行为，而非集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