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抚养费”议题应该具体化

12月21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尽管新法落地在即，仍有一些问题悬置待决，比如社会抚养费的存废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票否决制、开除公职等相关行政处罚的问题。近来，许多地方法院都因此而陷于尴尬的审案境地。

关于社会抚养费的收取和存废，在未放开二胎生育之前就已经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必须收取社会抚养费，以保证计划生育政策的公平，减少多生育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压力。也有人认为，生育之后的抚养其实更多由个人和家庭承担，并不存在什么给社会增加麻烦的问题。而且，人本身就是资源和财富，不是什么负担和包袱，社会抚养费的收取本身就值得商榷。这两种观点长久并存，社会抚养费的收取也一直存在。当然，尽管争议不断，但在执行层面上却不存在什么模糊、含糊——超生就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现在，当放开二胎生育成为一个现实时，社会抚养费是否应该继续收取，更是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何之前的二胎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仅仅是因为当时的政策还未放开？难道，政策之前的二胎与政策之后的二胎，给社会带来的实质影响不一样？这无疑让很多人陷入困惑。

对此，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做草案说明时指出，对存在分歧、暂时形不成共识的问题以及适合在配套法规中解决的问题，暂不修改。这番表态虽然能够暂且搁置争议，让计生工作能够快速展开和推进，但是棘手的问题毕竟存在，而且搁置的时间越长，公众的疑虑和焦虑越会加重。因此，即便有些细节需要在配套法规中完成，关于社会抚养费存废的核心议题也应该具体化设置，并尽快地回应。

首先，社会抚养费的存废问题。严格地说，放开生育二胎依然是一种计划生育；只不过，生育的数量可以由一个增长为两个。这就意味着，依然存在超生的问题，如果人们在生育二胎之后继续生育的话。此时，社会抚养费制度还应该存在。这一点应该成为共识。否则，计划生育的计划性就将无从体现。其实，社会抚养费存废的关键问题和特殊节点是，五中全会政策公布之后的怀孕行为是否合法——当政策还没有落地，但是行为已经响应了政策时，这样的行为到底适用之前的法规，还是适用之后的规定？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因为很多家庭的超生行为就处于政策的空窗期，他们在焦急地等待官方权威的说法。

其次，社会抚养费的使用问题。如果社会抚养费是一定要收取的，这从政策公平的层面上很容易讲得通；那么，一个紧接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用社会抚养费？这个问题其实在未放开生育二胎之前就已经存在。尽管，社会抚养费在理论上应该用于社会资源和公共资源的丰富，以弥补超生儿童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和压力；但实际情况却是，对于社会抚养费的去向和用途，公众通常一无所知。现在，虽然生育二胎不用缴纳社会抚养费，但是如何透明高效地使用社会抚养费依然是一个现实问题。对于职能部门来说，必须把社会抚养费用于社会资源和公共资源的丰富，如此才能保证社会抚养费名正言顺地收取。

第三，社会抚养费的调整问题。社会抚养费要收取，这样才能保证计生政策的公平。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和社会资源的丰富，社会抚养费的收取是否应该随之变动、变化、调整？在资源紧张时，收取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可以有效地控制人们的生育欲望，让人们自觉地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当资源没有那么紧张，当生育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没有那么显著时，虽然全面放开生育数量不可能做到，是否可以随之合理地调整社会抚养费的收取数额，以做到政策公平与生育意愿释放的结合？要知道，计划生育是一种宏观调控，当社会背景和现实条件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时，作为调控手段的社会抚养费也应随之作出调整和应对。

社会抚养费争议的焦点在于权利和公平的平衡，社会抚养费的复杂在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虽然，放开生育二胎已经解决了生育二胎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问题；但是，关于社会抚养费的核心议题依然存在并亟须得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