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肉我”再证官员财产公开的必要
作者:王聃
在形形色色的官员廉洁新闻中,检察官何文凯成为一个“另类”的人物。48岁的何文凯是广西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眼下反腐之风劲吹,当许多官员都选择了低调行事,他却高调宣布自己是清廉的。看到网上一则假冒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名义发起的“二十万悬赏清官”帖,他带着些许揶揄,在以“检察官何文凯”实名认证的个人微博里写下:“我缺钱,我对二十万感兴趣,请楼主组织人扒我,然后帮我讨要二十万!”
“网友们,请你来人肉我”——何文凯的表现显然是执拗的,他的执拗,恰在于其选择了一种胜算不大的自我证明路径。如同新闻中所说,“对手是千千万万个手持高倍放大镜、立誓要把他审视个清楚的网民”。事实正是,不管何文凯清廉与否,当其选择了“人肉搜索”,实际上亦把自己置于“不规范监督”的现场。就算是网友经由搜索证明了何文凯的清廉,在无边界的搜索中,他招致的必然还有隐私的失去,和更多私域的伤害。就此而言,何文凯终将是那个“输者”。
此时此刻,和那些遭遇“人肉搜索”之虞的官员相比,谁能说何文凯的可能遭际又有多少区别?无论是因为一根皮带或者是一包香烟,继而在网友的深入追查中,让一个贪腐官员再无藏匿之地;或者是一个自以为廉洁的官员,他果敢地选择了“人肉搜索”的清白表达方式,实际上这都是一种“次优”的监督现实:纵然可能会有人肉搜索之后的惊喜,但将对官员清廉状况的监督托付给了不确定的网络,这本身就充满风险,也不等同于稳定和持续的监督效应。
所以,回到何文凯事件本身,必须条分缕析的,是他公开表示清廉后所遭遇的信任危机。为什么围观者会不相信何文凯的清廉自陈?以更大的视野来观察,这对应的,不免首先是官员言行公信力的整体下降,现实对此已有太多的佐证,但这远非最重要的那个缘由。既然官员个体的言行无法被取信,那么就必须提供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或展示,来让官员的清廉被更多人所看见,让何文凯这样的不惮于自陈清白者,也不至于孤立无援——而这,恰恰是何文凯事件中更大的缺位。
执拗和缺位,是如此鲜明地共存于何文凯事件之中,但它们再次证明的,不过还是官员财产公开的必要,以及官员财产公开的“中立性”。这其实已是无数次提及的常识:当官员的财产状况不再是秘密,那么网友自然不会对一块表或是一辆车穷追不舍。而一位敢于自我表示清廉的官员,更无须支付网络搜索的代价来赢得清白。看清于此,我们还能得出结论:对于大部分官员来说,财产公开的价值更在于保护他们,既能预防其腐败,同样令其不至于陷入“百口难辩”的境地。
谁才能为一位“求人肉”的官员证明清廉?除了官员财产公开给出的透明信息,不会再有其他。新闻的结局是,在遭遇种种意想不到的人肉搜索情形后,何文凯已决定放弃这场与网友的“战争”,他最后以这样一条微博作结:“忽然间,被孤独重重包围,江湖刀光剑影,心境一片荒芜”——这无疑是一个忧伤的结局。因为它熄灭的不仅有何文凯心里的火,还有围观者的热情。一个主动表示清廉的官员不应被孤独包围,心境更不能走向荒芜,而一切,只能依赖于制度改造的提速。(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