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字随人倒”，墨宝是虚媚权是实

　　 周永康“字随人倒”，墨宝是虚媚权是实

　　 背景 ：“大老虎”周永康落马，其母校中国石油大学先是遮挡周为学校的题字署名，后又将学校新闻网上有“周永康”的报道悉数撤掉。“书以人贵”、“字随人倒”远不止此一例。下马官员中，胡长清、成克杰、王立军等人都是如此。

　　 华商报发表王聃的观点： 官员“墨宝”的风行与被铲现象，说到底都是一种病：那就是现实中的权力往往有着延伸效应，其附加值很容易被他人所分享和均沾。权力的延伸效应触手可及时，请官员题词就会成为一种潮流和现象。同样是对官员题词，同样是那群要求题词者，为什么他们的前后态度冰火两重天？不是审美水准变了，而是因为附加于题词上的权力附加值已不复存在。官员当权时，题词是领导的关爱，甚至会是企业和单位的“护身符”，但官员一旦失势，题词难免就会成为想要迅速抹掉的“污点”。

　　 环球时报发表唐任伍的观点： 一是要建制度，立规矩，禁止领导干部题词才是治本之道。中央新出台的“八项规定”，就明确规定了领导干部“不题词、题字”。二是要营造崇尚“干实事，说实话”的社会风气。让领导干部回归本真状态，以真抓实干为荣，以浮夸虚名为耻，不搞形式主义，真正懂得靠题词题字行不通。三是面对“润笔费”这样“雅贿”要严惩不贷，以制度的笼子管束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

　　 小蒋随想 ：某些官员的“墨宝”从香变臭，逆转反差越是巨大，越表明权力光环与身败名裂的天壤之别。这里，身败名裂属于咎由自取，但权力光环却是某些领导拥权自重以及有求于权者逢迎造势的结果。“字随人倒”只是表明逢迎巴结者对失权失势者的抛弃，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权力本身的追捧。由此观之，虽然中央八项规定要求领导干部“不题词、不题字”，但只要某些人依然媚权，未必不会找寻别的途径“攀权附势”。抨击某些人势力眼与媚骨并未触及根本，关键还是要褪去附着在权力身上的不当附加值，把权力关进民主监督的笼子。

　　 领导“发飙”扔下属电话算整顿吏治吗？

　　 背景 ：《廉政瞭望》报道，7月2日，湖南怀化市委书记在会议上发现一名参会者对着手机讲话，将他请出会场，并取走其单位牌号交给相关部门处理。更有甚者，某县委书记对一名打电话的局长发飙“我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在这里我最大，有什么事比我召集你们开会更重要？”，然后把局长的手机扔进垃圾桶。

　　 新京报发表晏扬的观点： 虽然在会场接打电话影响不好，但毕竟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何况有些人接电话确实是有急事。在我看来，通报批评、取消评优、扣减绩效等处罚措施已足够了，罚站、罚款、摘乌纱帽甚至扔手机就显得过分了。纵观各种党纪政纪规定，根本没有罚站这种处罚方式，因为它涉及人格尊严问题；更没有罚款这种处罚方式，因为经济罚属于法律处罚范畴，只有执法机关有权作出。至于摘乌纱帽，要遵循一定程序，不能想摘就摘。“我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在这里我最大”透露了一个信息：开会时接打电话，影响会议秩序事小，影响领导权威事大；领导真正在乎的也许并不是会议秩序，而是绝不能容忍下属藐视自己的权威。随意施罚的人治做法，比开会接电话更恶劣，相较于开会时打电话，那种“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弄权做派，才是作风建设中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小蒋随想 ：纪律散漫、迟到早退、熬年头、混日子，是一种机关病；官本位、领导说了算、官大一级压死人则是权力病。如果说前一种病给群众带来的是机关服务不佳、效率低下等“差评”印象的话，那么后一种病则可能导致权力“大于”司法、权力侵害权利等恶劣后果。比较这两种病孰轻孰重，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若不各自“治病”，只会“没有最丑只有更丑”。某些领导面对下属的不当行为失态发飙，其实也表明自己对权力的认知存在偏差，显露出权力的越界。如果下属只是敬畏“不好惹”的领导，终归还是人治的套路，无关民主与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