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生芳的“苦行僧”生活：艰难中积聚能量　磨砺中绽放光芒

在柴生芳45岁的短暂人生中，“苦行僧”的生活一直如影随形。不论是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还是留学日本神户大学，抑或在甘肃省委办公厅“炼丹炉”里磨练，柴生芳经受了一场接一场的考验。

考古现场　“化身”民工

1986年7月，柴生芳以甘肃省庆阳市文科状元身份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1990年，他毕业分配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

在考古所的7年时间里，柴生芳如同一根“野草”，在艰苦的考古环境中顽强“生长”。

刚参加工作，柴生芳就赶上考古所在甘肃敦煌发掘悬泉置遗址。在位于戈壁滩的遗址现场，柴生芳等考古人员争分夺秒地进行抢救性发掘。茫茫戈壁，伴随他们的，只有烈日酷暑和呼啸而过的风沙。戈壁滩里的温度动辄40摄氏度以上，地面温度能飙升到六七十摄氏度。

他们沿公路，搭起了没窗没门的简易房，房内连一块像样的床板也没有。三餐就是凑合着吃点洋芋白菜，填饱肚子。戈壁滩上干活最需要克服热和渴，没有水，他们就喝苦涩得难以下咽的咸水，而对于热，只能忍。

“他从来没发过牢骚，没叫过苦。别看他是大学毕业生，体力、耐力甚至比民工还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双全回忆。

白天，柴生芳是个“土人”，挖土、铲土、抬土，和民工同吃同喝；晚上，他又回归专业本色，详细记录当天进展，并作出分析研究。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俊民说，考古现场，柴生芳将头一年发掘清理的灰堆重新过了一遍筛子，亲手拣出2000年前的“元致子方”帛书。

长年野外的考古发掘练就柴生芳敢于吃苦、不屈不挠的坚毅性格，风餐露宿的工作生活使他养成了甘于吃苦、任劳任怨的朴素作风。

东渡日本　自力更生

1997年，柴生芳停薪留职，自费赴日本神户大学攻读文化结构专业博士学位。

“学费很高，一年70万日元，生活费50万日元，两项合计人民币得10多万元。他去之前可以说身无分文。”何双全说，当时日本要求有一定存款才接收留学，柴生芳不得已，从何双全和另外两个朋友那里凑齐了学费。

在考古所期间，柴生芳参与过酒泉西沟魏晋壁画墓、天水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等发掘，工作干得可谓“风生水起”。而到了日本，举目无亲的柴生芳屡次碰壁，但吃惯了苦的他从不言放弃。

经济上的拮据，让柴生芳不得不找一些吃苦卖力的工作：洗碗刷碟、搬运货物、柜台收银。有一年，何双全到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才得知柴生芳的这段苦涩经历。

所幸的是，经朋友推荐，他不久教起了汉语，学习和生活才逐渐步入正轨。

一边挤出时间打工、一边加班加点学习，别人需要8年完成的学业，他只用了5年，成为神户大学文学部硕博连读生中5年内取得博士学位第一人。何双全说，之所以没有耽误学业，后来还当选为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会长等职务，柴生芳所付出的努力常人难以想象，个中辛酸只有他自己清楚。

“炼丹炉”里　后发赶超

2002年10月，柴生芳学成归国，放弃了北京、上海等高薪工作，回到了甘肃省委办公厅调研处工作，主要职责是起草各种文稿。

陌生的环境，碰也没碰过的专业，并没有难倒这位“洋博士”。

一开始，有些同事对他难免质疑：“撰写材料，他是‘菜鸟’，能做好吗？”然而，一年多的时间，柴生芳的努力就彻底“征服”了他们。

甘肃省委办公厅调研处副处长韩纲与柴生芳共事3年。对柴生芳的刻苦精神，他心生敬佩。

缺乏理论基础，柴生芳就反复翻阅相关辅导读本，将书页勾画得“面目全非”，大量的学习笔记和心得感悟记满了整本书；写作水平不达标，他就“照葫芦画瓢”，从最简单的模仿开始，在本子上随时摘抄，仔细琢磨，再发挥创作；主题把握不到位，他就请教同事，每天坚持读书看报，熟悉时政要闻，寻找与文稿写作的契合点。

为了使文章写得“既有骨头又有肉”，柴生芳常常通宵达旦。别人休息时，他仍在看书学习，修改、补充材料。熬夜累了，索性脑袋靠住椅背打个盹，实在疲惫不堪，就头枕着书，盖上一件薄呢子大衣，躺在沙发上将就一晚。

“刚开始觉得他只是一时新鲜劲，没想到，竟一直坚持了下来。”韩纲说，那段时间柴生芳总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夜以继日的，大家都戏称他是不见日光的“土拨鼠”。

一年多过去，柴生芳文稿写作很快“上手”并顺利“出师”。“要不是靠着吃苦耐劳的精神，他进步不会这么神速。”韩纲感慨不已。

在何双全、韩纲等很多同事眼中，柴生芳用甘于吃苦、敢于吃苦、乐于吃苦的精神书写着自己的人生，他在艰难中默默积累能量，在不断磨砺中绽放光芒。

柴生芳曾说，他在考古所、日本留学、省委办公厅工作的酸甜苦辣，都是他人生不可多得的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诚哉斯言，柴生芳人生中这几段艰难困苦的“苦行僧”生活，所赋予给他的宝贵品质，一直延续并消融在他日后的基层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