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适合创业的城市
如果说大公司的数量决定着城市现有的经济水平和繁荣程度，那么创业者和创业公司的数量则决定着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未来。
城市，是实现梦想的地方。
它聚集人才与资源，提供市场和机会，为充满创业梦想的人提供实现的基础。
我们通常把1984年称为中国企业的元年，其实也是创业的元年：柳传志在中关村开办联想集团的前身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王石在深圳开办“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营从日本进口的电器开始积累资本。从那一年起，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让个体的创造力拥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而现在，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带来的民主化让那些有创意、善于洞察市场的聪明人可以比过去更为容易地起步创业。纽约“硅港”之父大卫•罗斯（Dvid Rose）曾在奇点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现在，任何人都能以很低的成本，创办一家小企业。这家小企业不仅能持续发展，而且很快能成长起来，甚至能改变业界的游戏规则。”
而这番话最好的例证就是马云在杭州创办的阿里巴巴。1999年，已经有过4次创业经验的马云带领团队从北京回到杭州，以50万元的启动资金创办了B2B网站阿里巴巴。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阿里巴巴在随后成长为拥有阿里巴巴、淘宝网、支付宝、阿里妈妈、天猫、一淘网、阿里云等多个平台的电子商务体系，并在今年9月19日于纽交所挂牌交易，成为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IPO交易之一。
撇开复杂的商业逻辑以及马云个人的才能，他的成功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那些能让创业者大展拳脚的舞台并不一定只存在于经济、人才、资讯都更为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4座一线城市。
如果说大公司的数量决定着城市现有的经济水平和高度，那么创业者和创业公司的数量则决定着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未来。
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从大公司、大品牌和公司人等3个主要维度调查了中国400个城市，最终根据商业繁荣程度与商业魅力对中国城市进行了重新分级。今年8月，我们在这份榜单的基础上推出了新一线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评选出了《第一财经周刊》“最具人才吸引力新一线城市TOP20”榜单。11月，在今年的第二份榜单中，我们从创业角度对新一线城市进行了排名。
适宜创业的城市，不仅能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还能提供切实有效的政策支持、充分的人才储备、良好的创业平台以及投资环境。最终，成都、武汉、杭州、天津、南京、重庆、苏州、西安、青岛、宁波、常州、长沙、济南、东莞、烟台、哈尔滨、长春、福州、无锡、合肥这20个城市脱颖而出。
创业的热潮早已经在这些城市中涌动。
2009年，咕咚网创始人申波下定决心离开诺基亚成都分公司开始创业，因为他觉得成都的创业环境“开始变好了”。“2009年开始，成都开始大批量出现政府支持的创业指导、创业论坛、比赛，给初创公司提供免费的办公室、类似天使投资的创业扶持基金，所以就带动了一群人开始做了。”除了资金、政策，成都带给申波的还有渐渐形成的创业氛围，创业者们在成都举办各种行业论坛能够找到“圈子”。申波和他的合伙人也是在一个创业技术论坛上认识的。
现在，你在厦门、杭州、成都这些新一线城市同样也能看到北上广深的创业者所熟悉的创业咖啡馆、创业论坛以及创业大赛。投资者也开始越来越多去往杭州、成都、武汉这些城市，将投资目标瞄准到了这些新一线城市。
从申波身上，我们还能看到大公司对于一座城市创业环境所带来的人才和技术的“溢出效应”，而这种效应在杭州体现得更为典型。
1999年，就在马云还在为如何做好一个电商企业而摸索的时候，陈琪、俞林茂和魏一搏可能还不会想到，12年后他们会围绕着这个在当时还没什么名气的电子商务企业开展一番自己的事业。
陈琪2004年从浙江大学毕业之后留在了杭州，在淘宝工作了6年。2011年，陈琪开始创办社区电商工具服务卷豆网。而当他2011年28岁决定第二次创业创立蘑菇街时，用他的大学同学兼搭档、蘑菇街的联合创始人、COO魏一搏的话来说已经开始拖家带口，于是这个由他挑头的创业项目很自然地就落在了陈琪的家乡—杭州。
当然，某种程度上杭州是最适合他们创业的城市，因为这里的电商氛围最为浓郁。
在《杭州日报》近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中提到，杭州市共拥有47万家网商；2013年网上销售额高达1739亿元，接近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0%；在网站数量、B2B、C2C、第三方支付等领域均居全国第一。
不过，在确立了创业目标之后，接下来摆在陈琪他们眼前的问题，不是如何尽快实现那个充满希望的商业目标，而是处理复杂的行政流程，包括工商、财务、税务，甚至挑选办公地点。
这些繁琐的事务对于大部分初创公司来说，多多少少都是一个麻烦。但随着城市对创业者越发友好，一切开始变得容易。
蘑菇街负责处理这些行政事务以及与政府部门对接的是副总裁俞林茂。在蘑菇街的筹备阶段，他主要打交道的对象是当地街道负责招商的副主任及办事员。
“那时候从寻找办公场所、办理工商注册到银行开户这些琐碎的事务，政府都有帮扶。企业小的时候很多机构可能不待见你，但有政府帮助就可能更顺利，比如注册的事情通过街道会更容易办好，银行也会帮忙搞好开户的这些程序。”
电子商务企业买卖宝的CEO张小玮在将买卖宝的部分职能机构从北京搬到无锡时，也感受到了类似的便利。买卖宝是一个2006年在北京创立的移动互联网的在线零售平台，目标市场是全国四到六线城市的5亿“草根人群”，2013年的年销售额超过20亿元。
2009年起，买卖宝开始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布点，并基于贴近长三角和珠三角采购供应商以及目标消费者的原则，选择在无锡和广州开设了分支机构、全品类仓库，并在无锡设立了呼叫中心。2011年，买卖宝将运营总部从北京搬到了无锡。这是一个经过多番考察后做出的决定。“我们也比对过几个一线、二线市场，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和四川地区。我们觉得无锡在二线城市当中，人员素质，自然环境、营商成本、政府的工作效率都是最好的几个城市之一。刚好我们的一个创始股东本身就是当地的民营企业，所以就选择了无锡。”张小玮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从硬件设施来说，张小玮觉得无锡的创业园区和北京几乎没有差距，但在无锡他能明显感受到更受重视。“我们刚刚到无锡来的时候，无锡软件园从我们确定入驻到整个楼层分配、处理，可能前前后后也就只用了大概20天的时间。我们一个月左右基本上就入驻了。”
在买卖宝决定建设呼叫中心时，无锡政府方面的力量很好地起到了协调的作用。“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它们很快就把当地的电信部门、电信公司、园区、企业、培训机构召集到了一块儿举行了会议，并且帮助我们完成呼叫中心运行的这些装修和办公改造，”张小玮说：“这些东西，我们虽然自己可以做，但是去做的时候，那个时间成本，和这种机会成本都会非常高。”
“我们外包给中国电信的专业的客服热线，不论你是要咨询、了解投资信息还是有物业问题需要维修，5分钟之内相对应的部门就会做出回访。如果电话不能解决，半小之内工作人员一定会到达现场。”无锡软件园副主任王曙东对《第一财经周刊》说。这些优质服务在每年的创业项目招商活动中，会成为它们宣传的亮点之一。
而对于创业者来说，这些反映出透明机制和高效运作的细节就是他们对一座城市创业氛围最初的印象。
在我们所统计的创业园区数量的排名中，位列前5的城市创业园区数量全部都在10座以上，连云港(7.16, 0.04, 0.56%)和杭州甚至有超过20座创业园区。而从规模来看，杭州、成都、武汉、天津等城市的一些创业园区，已经达到了同时入驻了上百间企业的体量。现在，好的创业园区正在给创业团队带来许多实际收益。
制作3D打印礼品的武汉3D记梦馆2013年创业后吸引了一些媒体的报道，而在这之后不久，武汉东湖高兴区的科技创新局就主动联系了他们。
创业之初，创始人杨博智和他的20多人的团队是挤在他们原先工作的一家设计公司的30多平方米的一间房间里办公的。在看过他们当时的办公条件后，科技创新局方面就主动邀请他们搬到产业园里入驻。
对于杨博智来说，这次搬家不仅扩大了办公环境，同时还获得了很不错的租金优惠以及包括媒体对接、投资者对接在内的一些外围帮助。现在3D记梦馆的团队规模达到了150人左右，办公面积大概是3000平方米。“武汉稍微正常点的办公室月租金是每平方米五六十元。我们拿到补贴之后是十几元钱，大概是同地段的1／3。”
必须承认，相比北上广深，在创业领域新一线城市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包括便宜的租金、较低的人力成本以及更为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样一个项目，10万元的投入，在武汉可能可以维持一个小团队1年的运作，但是在一线城市可能3个月就不够了。”杨博智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在他看来，在项目初期，还没有成效的时候，团队的信心是很重要的，这种信心很大一块来自于资金上的信心，如果因为资金链断裂，而使得这个项目夭折，就很可惜了。
“二线城市的一个优势就是人力资源和其他方面的成本都相对偏低。所以有时候，一些企业会把总部放到二线城市，”联想之星执行副总裁周自强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二线城市的另一个优势是员工相对稳定，同行挖角的情况没有一线城市那么激烈。”但另一方面，周自强也认为，二线城市的地域限制或多或少还是会给创业者带来交流上的障碍。这种打交道不仅包括面对面的交流，还包括举办各种活动。通常来说，在北京这样投资人和行业大佬聚集更为密集的地方，创业者能够有更好的机会聆听到一些前沿的观点。“对创业者来讲，他的格局、他的视野、他对未来的趋势的判断和把握很重要。尤其互联网，方向错了，再做也都白搭。”周自强说。
创业一定程度上需要圈子。育儿网的CEO程力在创业的前期阶段，为了打下获取资讯的基础，曾连续1个月在北上广深出差，认识更多创业者和投资人。
当然，在一些创业者看来，这种障碍在今天或许已经不再难以克服。互联网让他们获得资讯变得容易。而就像申波所说的，一些对创业重视起来的城市也开始主动邀请大佬们到当地去。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投资人开始更多地在北上广深以外的城市活动。在清科集团提供的投资指数数据中，杭州以64件的案例量排在了第1名，紧随其后第2到5名的武汉、成都、南京、苏州也都是我们心目中创业氛围较好的新一线城市。我们可以相信，一些城市正逐渐受到投资人的关注。联想之星执行董事刘维告诉《第一财经周刊》，近年来他们也开始不断去苏州、无锡等二线城市，并已经发掘了数个不错的创业项目。
在讨论最佳创业城市这个话题时，我们总会不自觉地谈到硅谷。斯坦福大学前任校长比尔•米勒（Bill Miller）博士曾在论文《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中把硅谷称做是一个“生息之地”，因为其中既有“种子”（创新理念），也有“土壤”（创新环境），还有在土地上耕耘的人—他们能将理念推向商用。
其中“在土地上耕耘的人”所指的并不仅仅是有创新想法的创业者。作为创业环境的一部分，硅谷的服务行业通常被人们忽略。事实上在硅谷，除了那些以创新为驱动的创业型企业，还有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猎头公司、孵化器、设计顾问公司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
各个环节都能够找到专业人士来妥善处理，才能保证小规模的创业公司能够集中精力发展它们最主要的业务。而在国内一些创业氛围浓郁的城市，这些职能或多或少地由创业园区所代替。
在阿里巴巴所在的杭州未来科技城园区，最高的移动楼是留给投资者的。因为在它们看来，创业园区所能给予的优惠对于创业公司来说“饿不死但吃不饱”，因此，它们希望能把投资公司、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引入园区，投资公司也许还能在资金之外，为创业企业提供如何开拓市场的思路。
在未来科技城管理委员会旁的市民之家，进驻了62个政府部门，能让企业一站式地办理各种手续。由于管委会常帮企业办手续，未来科技城的副主任赵喜凯发现，很多小手续创业公司也会来找管委会代办。
事实上，不论是否依托地方政府所支持的创业平台，在我们所评选出的大部分新一线创业城市中，创业者都能享受到一系列包含诸多方面的资助政策，比如税收优惠政策、住房补贴政策、房租减免政策以及科研项目扶持政策等。这些政策有些是国家层面的，比如科研项目的经费支持，有些则是地方市、区政府所提供的，比如税收、租金等。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每座城市都把政策和补贴当做吸引创业的优势，那么它们就将不再是优势。在投资机构联想之星执行董事刘维看来，“这么多年下来各个城市谁也不会比谁做得更好。”
而在新一线城市之间，创业领域最重要、区别也最大的是人。
这种情况在快速变化的互联网行业最为明显。张小玮在无锡就感受到了人才供给的不足。虽然他把买卖宝的运营总部搬到了无锡，但研发技术团队依然留在了北京。无锡的高校资源不够充足，但在长三角地区做仓储和货运的基础比较雄厚，加上上海的携程和南京的途牛为这一区域培养了不少呼叫中心的人才，所以对买卖宝来说，无锡主要承担的还是华东地区仓储物流以及客户呼叫中心的职能。“我觉得你对一座城市的要求不能那么高，它能帮你解决很多问题已经不错了。”张小玮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创业者为什么聚集在北上广？我觉得这和政府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互联网创业是最市场化的，市场化的东西就是哪儿市场资源丰富，哪儿就最热门，”刘维对《第一财经周刊》说：“现在互联网领域的变化太快了，你招到的人必须一上来就是一个优秀的人才，而不是慢慢去培养。所以在互联网这个领域，哪儿聚集了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哪儿创业就比较火。”
显然，他所说的这种聚集效应也适用于其他创业领域。比如成都比较安逸的生活氛围和若干家理工科高校使得成都的手游行业有不错的表现；杭州在阿里巴巴的影响下培养和聚集起了一大批电子商务的人才；武汉的创业者则是围绕着光谷的优势展开，比如像杨博智的3D打印那样的技术型创业。
如果更进一步考察这些城市，你会发现它们的另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丰富的高校资源。
在我们的合伙人指数排名中，武汉以118万在校大学生的数量排在了榜单的第一位，这一指数对武汉进入总榜单前5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位列总榜单第一的成都也以42.76万人位列前10。“武汉这座城市有超过100万的大学生，所以高校学生的创业氛围特别好。”腾讯开放平台副总经理侯晓楠对《第一财经周刊》举例说道。对于腾讯创业基地来说，高校聚集度也是腾讯创业基地这样的相对灵活的创业扶植机构在选择一座城市时的重要参考依据。
对于2006年在南京成长起来的育儿网来说，南京的高校资源是这家公司的基础。
育儿网大部分中层管理者和产品经理这样的重要职位都是从基层员工开始培养的。每年育儿网都会到高校招一批大三的软件学院、计算机系和新闻传播专业的实习生，并从中找到优秀的人才。“我们公司现有的高管，基本上都是从这个路径上升过来的。”育儿网CEO程力说。不过他也提到，在最初的几年里，他还是能明显感受到二线城市的企业员工在与一线城市企业的员工沟通时，气场上有些不足。
育儿网的创始团队来自于南京东南大学的一个校内互联网协会。在一次大学生创业比赛后，育儿网在学校的一间办公室里开始了创业。由于当时南京的创业园区政策上更偏向于扶持制造业和外包行业，没有特别适合互联网创业的园区，所以他们后来只能选择了靠近大学的电子设备一条街珠江路上的办公大楼来继续发展育儿网。在育儿网CEO程力心目中，这是一个类似于北京中关村的地方。而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离学校近，方便招人。
当然，其中也不乏优秀的毕业生毕业之后选择到北上广深去发展的。对于新一线城市里的创业企业来说，这是一个经常要面对的困局。“你看北京周边的天津就面临很大的挑战，所有的资源都被北京吸引过去了。天津的政府提供了许多非常好的优惠政策，但就是吸引不过来。因为这是市场的选择。”刘维说。
即使在南京已经发展了8年，看到许多在北上广深大门户工作的人开始因为生活的压力回到南京，程力仍不排除会将育儿网总部搬到一线城市去的可能。在他看来，虽然在南京可以获得相对较低的租金和人力成本，但如果招募人才的成本控制不住，两相抵消也未必能感受到优势。
在一些大公司入驻程度较高的新一线城市，情况可能更乐观一些。因为这些大企业在技术和人才方面的“溢出”效应也影响着一座城市创业者的水平。在我们《人才吸引力城市TOP20》的调查中，成都作为西部的重要城市成为了许多跨国企业在西部的落脚点。咕咚网的创始人申波原本就在诺基亚成都分公司工作。在成都，有许多像他这样拥有大企业工作背景的创业者。
创业4年来，申波从未想过将公司搬到智能硬件创业非常红火的北京或是深圳，因为成都不缺资源。“首先是人才，成都有很多理工科方面不错的高校，对于我们来说技术人才是不缺的。”申波对《第一财经周刊》说，“论做硬件，肯定是深圳最好，成都在这方面不算好的。但是在成都做研发很好，所以现在我们的硬件生产是在深圳，但设计和研发在成都，这样可以把每个城市的优势都利用起来。”
对于蘑菇街这样在杭州成长的电商企业来说，情况则更为复杂一些。“当时我们觉得这里挺好的，已经有很多成熟的人才了，但后来发现好难招聘。”蘑菇街COO魏一搏说。阿里巴巴和众多电商公司的存在，让争抢同类型人才成为了一大难题。
创业园区的运作和聚集效应或许能帮上一些忙。
在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的对面，就是拥有19栋全玻璃外墙建筑的“未来科技城”，如今九成都已入驻。“我们告诉别人阿里巴巴在我们这里，对电商行业我就不用打广告了。”未来科技城的副主任赵喜凯说。
让政策能落实也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以2008年开始实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国家千人计划”为例，能列入该计划的人才能拿到百万元级别的奖励资金。在未来科技城，能列入这个“国家千人计划”的人才已经有60人。根据它们的规划，到今年年底，加上能进入浙江省千人计划的，要达到共150人。
杭州西溪的自然环境也是留人的条件之一，目前有十几平方公里的湿地都还是30多年前的样子。此外，这里还有五常中学、余杭中学等5所中学，幼儿园和小学也有。“最好的中学、医院、购物中心都在我们这里，”赵喜凯说，此外，地铁5号线也修到了这里，在预先规划时，未来科技城就是“先做地下、再做地上”。
此外，未来科技城的大量房产都是绿地这样的开发商开发的。“我们这里的都是很知名的建筑商，”赵喜凯说，“造出来的房子要对得起这个地方。”
苏州工业园区在刘维看来，也是一个不错的范例，在新材料、医疗健康和高精尖的设备制造领域里，苏州工业园区里的创业公司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效应。“苏州在人才的积累上也许并不是最有利的，但苏州工业园区早年就引进了很多的大学，和复旦、清华，还有利物浦等大学合作培养当地的人才，这多多少少使得它今天不那么被动。”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一座城市的魅力。申波说现在，咕咚网有35%的员工是非四川的。“你看，其实有挺多人是被吸引到成都来工作的。”
而在美图秀秀，非福建籍的占比大约是50%。据美图秀秀人力总监阮争志介绍，校园招聘是美图秀秀一个非常倚重的渠道，这个渠道到现在也是。但是每年去的院校不一样，一年比一年多过去可能主要是厦门和福建的几所高校，现在去的院校越来越优秀，北大清华这些全国顶尖的学校它们会去，然后一些综合排名非顶尖的，但是计算机或者设计方面比较好的学校它们也会去，比如广州、武汉都会去。另外美图秀秀非常喜欢用互联网作为招聘渠道，这也拓宽了它们获取人才的渠道。
“对于他们来说，公司在厦门是个加分项。对多数人来说，厦门形象是非常正面的，它是个旅游城市，风景非常好，空气也很好，就算没有来过厦门，他也会想象厦门是个怎样的好地方。如果他们一定要到外地工作的话，厦门是个很好的选择，”阮争志说，“或许有人会担忧，做互联网行业，不在北京、深圳这些一线大城市是不是对职业发展有影响。但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做这行的人才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心情。”
一位从网易北京总部跳槽到美图秀秀的高级产品经理曾和阮争志聊起过两份工作的差异。在大公司里，自己就像一颗螺丝钉，要跟丁磊沟通很困难，但是在美图秀秀，产品经理有非常多直接与CEO吴欣鸿沟通的机会。
厦门的创业氛围在所有入围城市中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根据我们的考察指标计算，厦门在40座城市中排名21。必须承认，厦门总体的创业水平并不算高，但在厦门，也涌现出了一批非常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包括美图秀秀、91手机助手、同步推等。这些厦门互联网企业的成功背后，天使投资人蔡文胜功不可没。
吴欣鸿最初在创立美图秀秀的时候，没想到可以做那么大。他的上一个项目是一款叫火星文的输入法。2007年春天，火星文上线，在90后市场获得不错的反响。7月，火星文的用户量突破1000万，而到2007年年底，则已突破4000万。但吴欣鸿意识到火星文只有很小的发展空间，很难有商业变现的方式，于是他开始考虑出路。当时蔡文胜给他建议的方向之一就是做图片相关产品，而吴欣鸿本人是一个狂热的摄影爱好者，在这方面既有兴趣又有天赋，研究之后，他发现这是一个需求很大的市场，于是决定做一款适合中国人的、简单的图片处理软件，也就是现在的美图秀秀。
在阮争志看来，在互联网时代下所谓一个城市的资源，人脉或者聚集的重要性越来越低了，厦门不会成为阻碍产品创新的因素。“而且你们也知道，厦门有像蔡文胜这样非常支持互联网创业的投资人在，互联网的环境氛围相比北上广深并不差。”
现在，一些企业和机构也开始像蔡文胜一样加入到对于这些新一线城市的创业企业的扶植中来。相对于地方政府，了解市场并且能够提供市场资源，能够专注于某一领域扶植创业人群或许是它们最大的优势。
从去年腾讯创业基地正式运营开始，腾讯方面就为创业者提供了一套结合了腾讯自有产品的创业公司扶植方式。一方面，腾讯创业基地把腾讯的应用宝平台开放给刚刚上线的产品，为它们提供流量资源，帮助它们拿到“最初的100万用户”。包括游戏、O2O、电商，只要有App的形式都可以进入应用宝的推广平台。“这100万用户就决定了它未来的走向，决定了它未来能不能拿到第二笔、第三笔投资。”侯晓楠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另一方面，腾讯也以免费或是低折扣的形式向创业者开放了腾讯云的服务。
在周自强看来，一座城市如果希望塑造创业城市的品牌，就得像运作一家企业一样，需要持续地经营。而更多时候，它们得牺牲GDP而像天使投资那样去为创业公司投入。《在这里改变世界》一书的作者、女性时尚杂志网站Betty Confidential的创始人黛博拉•佩里•皮肖内曾这样描述硅谷的创业文化氛围。“对于科学和创新而言，硅谷是一片无与伦比的自由沃土。在这里，我们可以放手去对各种理念进行研究和尝试，哪怕这些理念的开花结果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文章来源：《第一财经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