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父母遗体的志愿者为何独自“战斗”？

　　年近五旬的苏州市民周颂英最近带着女儿搬入一处新居，这是她6年来第3次搬家。2002年，周父和周母共同填写了捐献遗体志愿书，成为苏州首例夫妇遗体共同捐献者。2006年4月和2008年5月，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并完成遗体捐献，引发巨大舆论波澜，周颂英受到邻居和亲友指责，更有甚者，责备她将自己父母的遗体“给卖了”。

　　遗体自愿捐献，已成为医学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我国政府近日宣布，明年1月1日起，只能采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禁止使用死刑犯进行器官移植。这也意味着，如果不能加快促进更多公民在生前签署自愿捐献遗体的协议，医学器官移植将很可能长期面临较大的来源不足。此外，很多公民因病因伤逝世，如果捐献遗体，将为病理科学、药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无法通过计算机模拟、其他动物实验替代的条件，对于促进这些学科发展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2002年，苏州市民周颂英与自己年迈的父母，一起登记成为捐遗志愿者。在父母去世后，她遵守捐遗协议捐出了父母的遗体。这是令人钦佩的一家人。而在此后，周颂英成为父母捐遗行为的舆论受害者，被抨击为让“已故父母接受千刀万剐”、将自己父母的遗体“给卖了”，被迫3次搬家。

　　这样的遭遇，可以说是令人痛心、寒心的。那些指责周颂英的人，及其亲属可能没有因周的父母捐出遗体而直接受益，但同样会因类似于周的父母的捐献等其他方面的无私行为受益，例如献血，捐献骨髓，为文化、教育或慈善组织捐款，支教，社区服务，等等。也就是说，指责者本身是包括志愿者遗体捐献在内的无私行为的间接受益者，却反过来赋予志愿者及其亲属以道德罪名，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但需要注意的是，要减少周颂英这样的“积极公民”受到的舆论压力，减少捐献者及其亲属的思想顾虑，当然需要引导公众观念调整，但这很可能相当艰难，短期内无法受到明显成效。很多人之所以反对遗体捐献，出于传统观念，包括源自中国古代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重视身体完整的部分宗教意识等。一个成熟完整的观念体系，需要经很多代人才能融合完成，予以替代移除则很可能要付出更长时间。引导公众参与遗体捐献，首先需要达成让尽可能多的人接纳遗体捐献，对他人所为不提出强烈排斥。在此过程中，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相关的捐献志愿者组织，都应在宣传引导时避免将捐献者群体与拒绝参与遗体捐献的个体、群体予以对立，过多说教、批评后者的行为理念。

　　另一方面，我们所谓的传统观念，是一个庞杂的观念复合体，既包括我们今天要继承发扬的许多价值理念，也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而今引起较大争议的观念。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批评周颂英的人，正是因为对前述两方面观念的理解认知存在模糊。要引导公众移风易俗，就得阐明为什么传统观念中有一些是可以在今天继续发扬光大的，而有些需要作出调整甚至予以祛除。

　　对照看来，我们不能说，我国各级各地的医疗卫生主管部门以及相关公益组织、企业对上述两方面工作毫无作为，但可以肯定的是，现有的工作成效无法令人满意。首先，遗体捐献公益宣传力度薄弱，不少人对为何捐献、如何捐献、怎样防止捐献的遗体和器官不当利用等一无所知，这就使得周颂英等“积极公民”面临特别困难的观念处境。

　　其次，政府相关部门和志愿者组织未能为“积极公民”分担舆论压力。周颂英遵守捐遗协议捐出父母遗体后，较长时间内都是一个人与一个社区、街区的舆论力量对抗，未见政府部门、地方媒体、志愿者组织伸出援手，更没有部门和基层街道社区组织出面晤谈周颂英的批评者，为其减轻舆论压力。

　　第三，传统观念该如何批判继承，迄今仍是一笔糊涂账。一些地方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宣传中，甚至出现了“卧冰求鲤”等典故，这无异于将传统观念体系固化、整体化，市民当然会自动对照“卧冰求鲤”、“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要求，将捐献父母遗体的做法视为大逆不道。文/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