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陈涌先生

陈涌

    “我不喜欢精装书，“陈涌在给一位学生的信中说，”要读它必须正襟危坐。“

    这便叫人想起，1969年的一天，靖远的和靖坪上，甘肃师大五·七分校的通铺，午睡时分，陈涌躺在铺盖卷上打盹，一本柯罗连科的小书从他指间滑落……

    他经常怀揣一本小书，抓紧一切间隙来读，心中却怀着幽默感。分校里，他负责喂猪。在理发椅上，他掏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读着。理发师瞥到包书皮上却写着《怎样采集猪饲料》的字样。

    他的床上摊满了书，一副“漫卷诗书“的样子。

    2014年的8月，我们去拜访陈涌先生——学校要学生把老师称做先生。在北京万寿路一处中直机关小区，我看到了音问不断但许久未曾谋面的先生。95岁的他精神矍铄，在书斋等待着客人。身旁放置着四爪手杖，茶几上摆着西瓜。先生走过去，颤巍巍地为我们摆弄电风扇。接着连呼“叫菜，叫菜！“

    还是在1955年，北京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大会。这是新中国一次对文学新军的检阅。青年才俊的陈涌做了主题报告。

    面对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露头，文学青年学养不足的状况，报告从《十竹斋笺谱》、《陈老莲<水浒>叶子》入手，对加强艺术修养问题娓娓道来，尖锐指出了文学创作中的“庸俗社会学“问题，体现了报告人对文学创作倾向的忧虑。不知为什么，这篇精彩的言论，却没被收集在陈涌近来出版的多种文集中。那期间，他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刊物增大了版面，气象生动，其中大型漫画、《百花园》受到了读者热捧。曾有两位编辑来找他，谈起发表文章不够自由，想办一个刊物，陈涌并未然诺。接着1957年那场著名的运动开始了……

    1958年到1978年，陈涌在甘肃度过了20个寒暑。他先后在兰州艺术学院和甘肃师范大学任教，开讲鲁迅研究、曹禺研究，阶梯教室窗台上都坐着听众，铁道学院的师生也来听讲，学子为之倾倒。1962年政策稍有松动，他连续发表了《论鲁迅小说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几个问题》两篇文章，旋即遭到甘肃文艺界的批判。这种余悸保持到1976年以后，他在给学生的信中说：“我正在给一家即将复刊的刊物（至《文艺报》——笔者）写一篇文章，搞不好又会碰得头破血流。“

    1957年的问题被平反之后，陈勇被安排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文艺问题。他喜欢平装书，也喜欢简易的生活。他在河北省调查期间，《河北文论报》采访了他，记者惊讶地说，“他作风朴实，衣着朴素，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位首长。

    陈涌重新实现了办好一个刊物的理想。由他主持的《文艺理论与批判》杂志坚持用先进的科学思想研究新时代文艺状况，刊发了许多颇具震撼力的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自己认真仔细地阅读稿件，常常抱着大叠的文稿，挤上公共汽车，送到编辑部去，令年轻的编辑们感动不已。他先后集结出版了《文学评论集》、《文学评论集二集》、《在新时代面前》、《鲁迅研究》、《陈涌文学评论集》（上下卷）、《陈涌文论集》等。获得过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光明日报》从头版开始用三个版面报道了他。

    解放区艰苦的环境培养了他慨当以慷的品行。即使在他后来艰难的日子里，也总是解开羞涩的行囊，来资助同志和学生。他古道热肠，帮助哪怕是最不堪的学子，一起讨论文学问题，从而诲人不倦。在言必称马列的年代，有人说他是修正主义文艺观点，之后，又有人以为他胶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迎着讶然的目光，陈涌像平常习惯的那样，把手掌卷成筒掩在嘴上，“莞尔一笑“。他只是苦苦的追寻着一种高屋建瓴地观察分析复杂文艺问题的利器而掉臂独行罢了。他对经典理论的洞悉犹如己出。是他十分传神地用经典的思想照耀了文学的形象，又通过文学形象诠释了理论。2001年的一期《文艺报》头版整版刊载着他的头像，旁边有一则小贴士说，“人们可以否定什么，但不能否定他这个人“，凸显了陈涌不凡的人格魅力。

    记得去年在北京看望陈涌先生，临别，先生还说：“我会到兰州看你们的！”说完朗声大笑。先生心中有难忘的甘肃，他永远在我们中间。

    文艺理论家

    陈涌，1919年生于广州。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艺理论研究室研究生毕业后，曾任《解放日报》副刊部副主任。建国后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87年担任《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现任《文艺报》主编。主要从事鲁迅研究与文艺理论研究。有《陈涌文艺论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