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凉记忆——“麦客”的变迁
近日在翻阅馆藏资料《平凉报》合订本时，看到了1985年7月20日关于在灵台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麦客》的新闻报道，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勾起了我对家乡独有的“麦客”现象的一些印像和回忆，这些零碎的片断和记忆如一张张黑白幻灯片，和当今色彩缤纷的现实画面串联起来，在脑海中一遍遍播放，让人不禁抚今追昔，感慨良多。
电视剧《麦客》由我省秦剧团编剧邵振国同名小说改编，以庄浪麦客为原型，主人公“顺昌”是那个时期“麦客”的典型代表，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灵台粮食连年丰收，平坦坦一望无际的什字塬麦浪滚滚，为剧组拍摄提供了绝好的外景地，剧组的到来，曾令无数灵台群众感到新奇和兴奋不已。 “麦客”，是人们对甘肃中东部和宁夏一带农民每年夏收时节，下到陕西关中平原地区割麦子打短工挣钱的人的一种称呼。由于我国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形成了各地的小麦成熟时间有很大差异，关中地区的小麦成熟时间要早于甘肃一个多月近两个月的时间，一些割麦技术好，体力好，吃苦耐劳的甘肃农民在这个季节背起简单的行囊，三五成群远赴陕西割麦，用汗水换取微薄的收入，以补贴家用，产麦区的人称他们为“麦客”，而麦客称自己去割麦为“赶场”，灵台叫做“撵场”。他们集中南下，从关中的扶风、岐山一带开始割起，一路割一路走，自东向西，由南返北，等走到自家门前，家里的麦子也熟了，就这样，年复一年，像候鸟一样迁徙游走，几百年来形成了独特的“麦客”流动现象。
每年到了麦收时节，在县城或者乡镇一些门店的屋檐下、阴凉处，他们和剧中的主人公“顺昌”一样，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穿着被汗水浸渍得看不清颜色的汗衫，戴着破烂不堪的草帽，背着镰刀和用装过化肥的尼龙编织袋做的行囊，或坐或卧，用期盼的眼神打量着每一位雇主。记得那一年我到县上参加中考，中午在县城十字街的“大众食堂”吃饭，这时进来一位“赶场”的大伯，胡子拉碴的，一脸的疲惫和憔悴，找了一个角落的座位坐下，从随身携带的编织袋中掏出炒面袋和用罐头瓶子做的水杯，到买饭窗口讨要了一杯下过面的面汤，用小铁勺将炒面舀进水杯，和面汤一起搅成糊状，慢慢的吃了起来，看起来又饥又渴，但每咽下一口都要费很大的劲。当时我看了感到十分震撼，因为来县城来考试时，我还报怨家里给的盘缠太少了。而那时灵台国营“大众食堂”里又便宜又好吃的酸汤素面只要三毛钱一碗。当时就想到农民真苦，我们的父辈也是这样的农民，来一分钱都很不容易，花钱更是多么珍惜。 “麦客”的首要条件就是能吃苦，割麦子的技术好。关中平原地区麦收时节气温高达40度左右，太阳就像要把大地烤着火了一样，麦趟子上热浪滚滚，没有一丝凉风，而那时陕西的麦子远比我们这里的长势要好，厚的密密匝匝，这正是考验一个合格的“麦把式”的关键时刻，一个割麦高手讲求的是：割的麦茬平整、捆得干净利落、麦捆摆放整齐、向前推进得快、中途不歇缓。一般割麦高手割两三把麦子就能捆一个麦捆，而且地里不遗漏下一棵麦穗。汗水流下来了，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一把，汗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衣背上形成一道道白色的汗渍痕迹。顶着烈日一口气把“一耱宽”、一百多步长的地畛子割出到地头，然后才很自豪地喝下主家送来的“豆豆拌汤”！因为雇主就在地头看着，只有这样的表现，才能有下一个雇主请你。 然而，光凭这些还不一定能够挣回那份属于自己的血汗钱。俗话说，收麦是“龙口里夺食”，时令性很强，有的因为阴雨天气影响或者对当地的小麦成熟收割方面的信息掌握不准，往往“踏了背脚”。听说某个地方小麦黄熟了，“场价”也很好，大家马不停蹄的赶去，却发现那里的麦子大部分已经收割完毕或者还未开镰，又只好心急火燎地向另一个地方赶，却发现和上一个地方一样，这样一来，折腾到底，不但挣不下多少钱，有时连盘缠也挣不够；有的年份去的人很多，主家把“场价”压的很低，出了力，也挣不了几个钱。然而这些还不算什么，更要命的是，在旧社会，“撵场”路上甚至面临着生和死的考验。解放前，兵荒马乱，匪患横行，平凉一带的麦客南下关中的必经之路——“羊引关”，曾经是多少麦客的发愁的“鬼门关”，那里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层层密林间常有土匪盘踞和出没，不少人的血汗钱被打抢一空，有的甚至赔上了身家性命。记的我爷爷小时候曾给我讲过一个关于我家亲戚的真实故事：我姑父的父亲，解放前和他们族兄弟一伙四五个结伴去陕西“撵场”，回来时住宿在崔木的一家小客店，没有想到晚上遇到了土匪打劫，一伙土匪将他们兄弟五个堵在屋里，其中两个用枪在门口堵着，另一个进来挨个“刷腰”，当时他们弟兄中一个瞅准机会一下将正在搜身的那个土匪拦腰死死抱住，另两个迅速将门掩了起来，将拿枪的土匪关在了门外，族兄中一个外号叫做“大骒马”的，人高马大，手疾眼快，抓起炕栏杆后面新买的铡刀刃劈头就朝这个搜身的土匪砍了下去，一下子把这个土匪的脑袋砍成了两半，门外的土匪干着急进不来，然后大家迅速用屋内的一切重物将门压死，一起圈缩在炕角落里的暗处等待天明。然而就这样到了半夜，我姑父的父亲溜下炕来，在地下躺着的土匪尸体上找寻值钱的东西，这时堵在门外的土匪巡着门缝的灯光打进枪来，一枪打在他的右胁下，将我姑父的父亲打死了。天亮后，驻守邵寨的灵台民团闻讯赶到，堵在门口的土匪这才散去，后来在民团的护送下一行几人才回到家里。历史上的“麦客”赶场之路，和旧社会我国山西一带百姓“走西口”一样，路途上充满了各种凶险和艰辛，穷困无耐的父老乡亲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年复一年外出“撵场”，用血汗换回几个零用钱。
解放后，人们的生活仍然还很贫困，我们当地的农民群众也去“撵场”，其艰辛程度不减当年，但毕竟是新社会了，天下太平，再也不会担心路上遇到土匪打劫了。
到了十年“文革”时期，由于实行大集体生产和各处对外流人口的严格查禁，“麦客”迁徙现象大幅度减少甚至绝迹。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重新获得了自由，而那时农业机械普及率还不高，“麦客”大迁徙的现象又出现了一个高峰，许多本地农民在自家麦子尚未成熟的前，结伙外出，重新踏上了祖辈走过的 “赶场”之路。《麦客》这部电视剧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可以说真实的描写了当时西北农民生活生产现状，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禁锢被解除后农民走向外部世界的心路历程，展示了传承百年的“麦客”文化。 进入九十年代后，农业机械化有了一定发展，收割机的应用得到普及，南下关中“撵场”的“麦客”常常在和“钢铁麦客”的遭遇战中败下阵来，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少，少部分去的人也主要是收割那些间作套种地里的麦子。而到了我们这里打碾时节，从陕西北上赶场的“麦客”就来了，他们可不是来割麦子的，而是来“碾场”的，小四轮后面带着的大碌碡在麦场上飞跑，震得脚下的场面轰隆隆，碾场又快又好，有的后面还带着铁碌碡，据说里面注满了水。不过这种现象持续了没几年，当地群众也有了这种带着的大碌碡的小四轮后，陕西“碾场”的就不来了。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农机具的购机补贴力度，播种机、收割机、覆膜机、旋耕机……各种农用机械走进了农民家庭。以素有“陇东小粮仓”之称的灵台县为例，至2009年底，全县各类农业机械拥有量达到2.49万台(件)，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8.39万千瓦，年农机总作业量达到1016万标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6%。 大小各种类型的收割机具械满足了人们的生产需求，季节性流动的人力“麦客”大军规模已不常见，只是在每年夏收季节看到零散的人力“麦客”出现，他们的任务也主要是收割山地或者机器不能到达的边角地块的麦子，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大型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每年麦收时节，富起来的“麦客”的后代们，驾驶着他们的“钢铁麦客”奔赴麦熟区“赶场”，有的转战几个省，行程数千公里，收入几万元。政府会给他们开通绿色通道，免收过桥费、高速公路通行费、提供农机具维修服务。他们“赶场”的步子迈得更加坚定和自信，远比自己的祖辈、父辈、比“顺昌娃”的赶场之路走得更远，更远，更加顺昌。
“麦客”收麦机收小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