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定向金融调控 支持经济转型升级

博士、研究员，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美经济学培训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2003-2004年期间，曾参加博士服务团，任江西省抚州市市长助理，现任 中国银行 ( 601988 , 股吧 )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近年来，主持或参与10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课题，先后发表论文200余篇。著有《人民币国际化理论与前景》、《危机后的全球金融变革》、《跨国银行风险管理》等著作。参与编写《聚焦新秩序——国际金融热点精述》等10余本专业书籍。

　　今年一季度GDP增长7.4%，二季度增长7.5%，中国经济正平稳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今年以来，针对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情况，在坚持宏观调控政策基本取向的基础上， 央行 找准靶点，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主动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调控措施，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引导资金定向投放等方面，精准果断发力。作为定向金融调控的重要内容，今年上半年央行两次出台定向降准政策，即4月份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县域农村合作银行的存款 准备金率 ，6月份下调“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等要求的商业银行的存款 准备金 率。

　　定向调控是当前我国M2余额较高背景下的理性选择。定向降准政策之所以在4月份和6月份相继推出，主要在于对当时货币信贷增长和市场流动性状况的判断。2014年3月末，我国M2余额为116万亿元，同比增长12.1%，增速相对偏低，而5月末，我国M2余额为118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增长较为适度。如果采取全面降准政策，可能会带来流动性的过度宽松。而采取定向降准则有利于维持适度的流动性，符合“流动性闸门的调控和引导”的目标，有助于“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定向降准是目前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特殊表现，其本质是稳健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

　　定向调控是实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定向降准可防止市场资金进一步进入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防止产能过剩加剧、房价继续上涨、地方债务攀升，防止融资刚性部门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同时，定向降准加大了对“三农”、小微企业以及棚户区改造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将资金更多地配置到实体经济急需支持的领域。这是配合结构调整要求、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在“总量稳定”的前提下“优化结构”，确保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更加顺畅。

　　定向调控是外汇占款常态增速条件下调控流动性的合理举措。央行的基础货币发行渠道，一般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向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外部盈余创造外汇占款。近年来，外汇占款是我国创造基础货币的主要形式。但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外汇占款低增速或将成为常态。今年5月份，央行口径新增外汇占款从4月份的845.86亿元陡然下降至3.61亿元，环比骤降99%，创下11个月的新低。这意味着外汇占款口径带来的新增基础货币贡献几乎为零。在“稳增长”目标的约束下，国内基础货币投放宜寻找新的替代渠道，而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的情况减少，可用的货币政策工具逐渐增多。在此背景下，定向降准等定向宽松政策的出台，作为一种流动性调控工具，有利于增加基础货币供应，稳定市场流动性。

　　定向金融调控有利于实 现货 币金融稳定增长，将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金融支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增加全社会可贷资金规模，保障市场流动性。按今年2月份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合计约为8.2万亿元进行估算，4月份的定向降准所释放的资金大约为1000亿元左右。而6月份的定向降准，根据央行给出的符合降准条件的范围，可降准的银行负债规模约为30万亿元，按照0.5%的比例计算，可释放约1500亿元的流动性。由于存款增长趋势性放缓，银行可贷资金来源减少，同时经济减速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防控意愿增强，两次降准实际释放的流动性规模要小于上述估算值，大约在2000亿元左右。而调整存贷比计算口径预计可以释放8000亿元左右的流动性。

　　二是有利于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等领域的发展。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70%，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中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相比，县域农商行和农合行具有较高的涉农贷款比例，这些贷款能够真正流向“三农”领域，因而下调其 存准率 能够更好地支持“三农”发展。下调“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银行存贷比计算口径，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发放相关贷款的积极性，增加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促进其发展。

　　三是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近些年，银行为满足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比这一刚性要求，在经营中采取高息揽储和“冲时点”等行为，这增加了银行的整体资金成本，并间接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定向降准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弱银行“冲时点”的冲动，并间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6月份，SHIBOR相比年初显著回落，其中1周、2周、1个月的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3.45%、4.21%和4.53%，而1月份三者分别为4.84%、5.44%和6.07%。这反映出市场利率整体有所下降，企业融资成本整体有所降低。

　　定向降准政策有其重要意义和积极影响，但也并不完美。由于该政策只起引导作用，释放的流动性如何运用的选择权、决定权仍在银行手里，而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资金的成本、风险和收益率以及信贷客户结构的安排、信贷期限的匹配等都是发放信贷时需要着重考虑的，是银行稳健经营的重要方面。“三农”和小微企业等领域的信用环境较差，信用风险偏高，商业银行对此类领域发放贷款较为谨慎，因此对两次定向降准所能起到的信贷支持作用不能过于乐观。另外，这两次定向降准的覆盖范围仅仅涉及大部分城商行及以下级别的金融存款机构，而存款余额占40%以上比重的大型国有银行未在此列，因此两次定向降准所能够释放出来的资金规模较为有限。

　　对于如何进一步完善定向金融调控，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我们有如下几点建议。

　　一是将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相结合，适当引导货币资金流向。此前的两轮定向降准主要针对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以及符合“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等要求的商业银行，支持范围主要集中在“三农”和小微企业，在扩大货币总量上起到了较好效果。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走出去”企业、支持新型城镇化等领域的金融支持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应创新货币政策管理工具，对相关领域贷款符合一定条件的银行给予流动性支持，积极引导货币资金流向，并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二是各类定向宽松政策工具要注意协调配合。继央行定向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之后，监管当局又出台了一系列宽松政策，如再贷款、存贷比计算口径调整等，并普遍加上了“定向”二字。从基础货币投放、货币乘数两个方面定向发力，力求在短期有助于经济增长，长期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存贷比等指标在协助商业银行控制风险的同时，也束缚了商业银行的发展。要想真正为商业银行“松绑”，鼓励其增加信贷投放，需要将限制其支持实体经济的“绳子”协调松开。因此，定向宽松货币政策的各种手段应注意协调配合，以达到真正疏通行业发展血脉的目的。

　　三是定向金融调控作为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深化改革措施有机配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各有特点、各有侧重，实施中要根据现实经济发展状况讲求配合、协调使用。货币政策往往侧重于“总量调节”，调整经济结构本身不是货币政策的强项，财政政策则可以在结构调整上发挥更精准的作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还需要财政政策对“短板”产业和行业加强支持。未来经济的转型升级，还需要依赖财税体制改革、新型城镇化及社会事业改革等的进展与效果。同时还应注意加快推进各项改革,致力于完善机制，为经济金融发展提供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