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被强行带回老家，这是一种权力霸道

　　2014年6月23日，广东深圳，来自广西隆林的14岁少年杨六斤，因父亲去世，母亲改嫁，4年前爷爷奶奶也相继去世，他成了一个孤儿。每个星期只能从堂哥家中领10元生活费的他，为了生存他只得吃野菜抓小鱼。5月底时他的故事被广西电视台播出，随后深圳一所学校在其堂哥的同意下将其接走读书。时过半月余，六斤又因获捐得的200万善款被亲戚和当地政府从学校接出强行带回老家。（6月25日新华网）

　　杨六斤四年前成为一名孤儿，堂哥发给每周10元的生活费，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为了生存他只得吃野菜抓小鱼。这时，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其他亲戚，退避三舍，踪影全无。被媒体报道后，深圳康桥书院的两名义工把他接到深圳读书，许多爱心人士给他捐款，这时，隐退的当地政府却闪亮登场，大显温情，并不惜演绎千里“寻亲”的缠绵“故事”。在让人感概之余，别样滋味却上心头。

　　救助孤儿，本是政府的应尽之责。在事发当初，在社会爱心未被激活、媒体没有报道的时候，政府就应当伸出救助之手，积极解决孤儿的生活和读书之需。杨六斤也不至于要离乡背井到深圳寻求活路。非要等到昔日的孤儿受到资助，腰缠万贯了，政府的存在和职责才得以彰显，何也？是先前的茫然不知，还是现在的良心发现？都不是。唯一可以用来解释的，是中国式权力的功利性所致。

　　据媒体披露，当地政府把样六斤强行带回老家，是要处理善款。据说要用善款为他修建住房，营造一个家。用别人的钱去替别人修住房，不管别人愿不愿意，“越俎代庖”，其中暗藏的玄机就耐人寻味。仔细推敲，权力的功利性不外乎有两个表现，其一，用善款修了住房，可以视为政府的善举和功劳，当地政府可以大沾孤儿的光往自己脸上“贴金”，一举两得。其二，在为孤儿建住房的过程中，政府官员可以频频视察、研究，体现对孤儿的极度关心，可以在媒体和公众中发发话，露个相，按照热点事件官员不冷的舆论惯性和名人效应，官员也可能一夜走红，弄好了还可以因此官升一级。这两种做法，用通俗的话说，是“拿别人的屁股当自己的脸”，真正关心的不是孤儿，考虑的全是自己。要不，当地政府怎么不也学着发发慈悲，献点爱心，主动把住房建好了，再去接人呢？再说了，别人在深圳生活得好好的，已经融入了一个新家，何须硬要带回老家用善款再建一个家。别人的善款当地政府要来“帮忙”处理，到底是“蜀中无人”，还是“多管闲事”？

　　不难看出，杨六斤被当地政府强行带回老家，是中国式权力的再次登场。这个事件中，当地政府把权力之手伸向了孤儿的善款，因为权力至高无上、无所不及，所以发生强行的事情。在公众的现实生活中，中国式权力的力量随处可见。“官大手表准”、“官大一级压死人”，说的是手握权力的官员以权代法。违法行政，指的则是脱离法律和职责原本的越权办事。

　　或许，杨六斤被当地政府强行带回老家，什么也不会发生，或许还会发生更多的故事。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由此而引发的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再一次鲜活地摆在了公众面前，那就是政府的权力究竟该有多大？是“权力无边”还是“职责有限”？因此，厘清政府职能职责，坚持依法行政，让权力去功利化的行政改革，应当刻不容缓地深入推进。政府做应该做的事，杨六斤被强行带回老家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带给他的也才是人间的真爱和温情，而不是痛哭流涕、生离死别的悲催场境。

　　文/钟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