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画医生”苏伯民的“喜”与“忧”

　　中新社北京3月6日电 题：“壁画医生”苏伯民的“喜”与“忧”

　　中新社记者 丁思

　　“中国文物极其丰富，地上地下，数量众多，但真正符合条件的文物保护研究人员和修复人员，并不多。”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部长苏伯民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谈及中国文物保护现状，他直言“喜忧参半”。

　　在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苏伯民是为数不多的直接从事文物科技保护研究的工作者。30多年前，化学专业毕业的苏伯民被“挑中”选入敦煌研究院，在西北大漠做“壁画医生”近三十载。

　　敦煌莫高窟保存了公元4世纪到14世纪735个洞窟、45000平方米的壁画，是全世界保存壁画面积最大的遗址博物馆，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20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启了由此前的抢救性保护转变为科技保护的探索，急需一批有自然科学背景的年轻人来“尝鲜”文物科技保护。

　　“你是学化学的吗？你学的这些东西，在我们那儿都可以用得上。”从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被分配至甘肃地矿局中心实验室从事地质岩矿分析的苏伯民被敦煌研究院“看中”，“当时院里的老前辈就给我这么说，我也就跟着去了。”

　　1993年初，29岁的苏伯民调入敦煌研究院，从此便与莫高窟结下一生不解的情缘。

　　与生活中面临的“宿舍断水断电、洗澡买东西要坐班车到县城”等这些琐碎的困难相比，更让苏伯民忧心的是，“创建本土科技保护人才队伍的艰辛”。

　　“一切都是从无到有。”他说，20世纪9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启国际合作模式，海外研究者带着新入职的年轻人一起工作数月，从文物科技保护设备、方法、理念等都让他们“耳目一新”。

　　让苏伯民“喜”的是，经过70多年的探索，敦煌研究院已积累了成套的文物保护技术，建立了一支自己的科技保护团队，不仅参与到中国各地多个重点文物保护和修复工程中，并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和应用。

　　但与此同时，苏伯民又有所“忧”。他说，文物保护，绝不是简单工匠式地对文物进行修修补补，它是在科学研究分析基础之上进行系统保护，业界在此领域仍存在不足。

　　2018年，履职全国人大代表的苏伯民提了《关于在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增设“文物保护基础科学”研究方向的建议》，呼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增设文物保护基础科学技术研究方向，将文物保护作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予以持续支持。该建议及时得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回应，并联合相关部门，展开系列调研。

　　问题能够被关注，这让苏伯民很高兴，他说，“成了人大代表，身上的责任就来了，希望能代表这个行业发声，帮助解决问题。”

　　今年，苏伯民则将“文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议提升日程。他说，目前，中国各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才培养模式依旧沿袭过去的“师带徒”等传统模式，缺乏专业系统规范的培养模式。

　　苏伯民建议，要“分门别类”有针对性地进行两类文物保护人才培养，一类是专门从事文物保护基础研究者，另一类则是有一定理论素养的实践“修复师”，“这两类人才是我们急需的。”

　　当下，“文化热”“文物热”等渐成潮流，这让苏伯民更感觉“文物科技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催促他在日常工作中更注重文物保护前沿知识的累积和对存在问题的梳理。“希望通过呼吁，吸引更多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推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