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困境”的博弈

    努尔人是生活在尼罗河畔的一个原始部落人群，牛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努尔人也被称为“牛背上的民族”。在碰到婚丧嫁娶需要宰牛的时候，努尔人会把牛单独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做它的思想工作。他们亲热地拍着牛脖子，大致意思是说:牛哥，你看阿花就要嫁人了，她是你看着长大的啊。我们决定把你宰了，不知你有没意见……好，不说话就是没意见，你真是舍己为人的好同志……

    我不知牛是怎么想的，按牛的思想觉悟最多是“想杀就杀，别跟牛爷来这套”，或许牛脾气上来要和你同归于尽。因此，这样的思想工作也是一项危险且艰巨的工作。

    我读书的时候脾气也和牛相似，初中班主任常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虽然他从没想过把我宰了，但工作总是进行得很不顺利。有一次，他终于放弃了努力，扬言要把我带到校长室。校长室在五楼，校长是个同奥威尔《如此欢乐童年》中“翻脸”一样可怕的家伙。走到二楼时，班主任看看我，我也看看他。又到了三楼，我仍然不吭声，他开始有点紧张。到了四楼，他的脚步明显放慢，开始头上冒汗。我望着他，忽然放声大哭，说再也不顶撞他了。班主任擦着头上的汗如释重负，当场在楼道上释放了我。

    很多年后我读到经济学的博弈论，觉得当时的这场思想工作就是一道关于“囚徒困境”的博弈命题。如果我不让步，那么这差不多是最坏的结果(相当于两个囚徒分别交代,各判重刑):两个倒霉蛋一起到了校长室，我自然会成为顽劣的典型，没有好果子吃，而我那个老师，也会被校长看成一个连小屁孩都管教不了的窝囊废，从此晋升无望。而且，我敢保证，他比我更害怕见到校长。最终我们在楼道达成了最优博弈，我认错，他放人。

    我当时是哭了，但这也没什么好难为情的，毕竟化解了危机。而且那时我还小，还没读过洛克的《论宽容》，也没读过伯里的《思想自由史》，我不会说出什么很体面的话为自己辩护，况且，做思想工作从来就是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特权。

    但这个世界并非人人像我这样会妥协。在1690年的西班牙，一群异教徒被反复教育之后仍然冥顽不化，于是教会决定把他们都做成烧烤。在架起的火堆前，教士再一次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在这场思想工作的博弈中，出现了最坏的结果。21个男女异教徒没有给教会任何面子，居然迫不及待地争相往火堆里跳，思想工作原来比烈焰更可怕。

    我当时只是在四楼，并且泪眼模糊，看得还不够远。有一天在图书馆的角落里我忽然明白，一个盛行思想工作的时代里，必然是一个缺乏思想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