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和右派的争论，其实是两个“西方”之争

　　最近，张维为、苏长和等学者发文否认普世价值，主张中国模式优于西方，招来猛烈攻击，又引发了所谓的左右之争。

　　在国内迷信西方的总体氛围下，要解放出来，须破除西方神话，甚至必要的矫枉过正。张维为等指出菩萨是泥做的，故此惹急了一些人。遗憾的是，对其批判不聚焦于“枉”，而是“过”，因此而否定“正”。这个“正”就是世界的变化。西方的问题其实也是世界问题的折射，反映出西方未适应世界变迁的尴尬。可惜我们错把“枉”视作“西方”本身，以西方为参照系，拿西方说事儿。东西南北四大问题就简化为东西问题，甚至认为中国代表东，美国代表西，于是四大问题简化为中美问题，老二-老大关系问题。

　　一些人心目中的西方乃往日之西方，他们大多从西方经典出发，对世界变迁、西方的没落，基本抱鸵鸟态度，视而不见。因此，当张维为等批判今日之西方、相比中国而处于下坡路的西方时，他们在捍卫过去的西方、原教旨的西方。因此，左右之争，并非中西之争，其实是此西方与彼西方之争，乃两个西方之争。当然，张维为等以新生的中国模式讥讽没落期的西方，恰如以年轻人体质比照年迈者，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反过来，那些指望复辟美好西方的“张勋”们，更是匪夷所思。

　　世界正在告别500年来的西方中心论，中国正在告别170年来的百年国耻，但一时又未将全球化时代与五千年文明对接起来，因此处于过渡时期。张所代表的对西方普世价值神话的解构，起到过渡时期的反思与革命性作用，而其建设性任务有待完成。对西方的批判不能自动转化为我之正当性，更不能造成我优西劣的印象，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可能固步自封。

　　左右之争，归根结底，还是中国未成为自己，而以西方为参照系，忽视了中国不仅是东方，也是南方国家，具有人类担当。中国成为自己，经历了170多年的曲折而艰辛的探索。这种探索概括起来，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的飞跃。正如“赶英超美”所表示的，追赶的目标是欧洲，超越的标志则是美国。

　　这种超越，体现在三大方面：其一是超越“古今中外”思维定势。鸦片战争以来，中-西、体-用的思维定势，严重束缚了国民心态;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更一度走向全盘西化的邪路。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只有落实到“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才真正得以体现。“中国梦”的提出，就是中国作为国民、民族和国家自信、自觉的最终体现。今天的中国仍然纠缠于中国特色-普世价值的二元对立。为此要超越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定势，告别东西方，关注大南北，恢复中国本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其二是超越“百年国耻”。170年来的现代化梦，造成中国“赶英超美”的狭隘与躁动。中国超越的结果表达，便是“中国梦”。“中国梦”的提出，超越了西方梦、美国梦、现代化梦，开始做真正属于中国、也只有中国配做的光荣与梦想。

　　其三是超越了“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尽管冠以复兴，其实超越了五千年中华文明，正在实现三大文明转型：从农耕向工业(信息)文明转型，从内陆向海洋文明转型，从区域向全球型文明转型。之所以说转型，是因为“天人合一”、“量入为出”等理念在今天“空手套白狼”的虚拟时代需要确立新的价值规范;是因为“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思维局限于淡水——海水夹杂的血腥味深深烙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记忆里;是因为“四海一家”的时代已经让位于“四洋一家”的时代;是因为“天下”观需要升级为全球观。当然，文明转型并非否定传统文明特质，而是塑造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之三位一体中国新身份。

　　实现这三大超越，中国正在成为自己。关于两个西方的左右之争，也就自然消停。▲(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