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 助推地方发展——从黄土高原到云贵高原：基层党建报告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题：全面从严治党 助推地方发展——从黄土高原到云贵高原:基层党建报告

　　新华社记者令伟家、陈晨、李平、莫华英

　　隆冬的西部中国，从黄土高原到云贵高原，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党的组织间从上至下、层层传导。从严治党，如同冬日的暖阳，洒遍窑洞院坝、侗寨苗岭，成为这个冬天里的全民热词。

　　从陕西、甘肃，一路采访到贵州，“支部+产业链”“党建+合作社”“干部+贫困户”……所见所闻的事实，让记者深切感受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带来的不仅是党风的变化、社会风气的变化，也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助推力。

　　 干部能带头，党员有劲头，群众有奔头

　　甘肃定西，苦甲天下。

　　两年前，来定西市安定区李家堡镇黄金村的驻村干部宋兆这样形容：全村900余人，500多人外出，2300多亩耕地撂荒。村里最年轻的，是42岁的村文书。部分村民还过着“早上蒸洋芋，中午煮洋芋，晚上炒洋芋”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不能再过。宋兆和其他党员行动了起来。

　　改变现状，可不像捣烂洋芋那样简单。宋兆和村干部经过调研谋划，决定将村里2300多亩撂荒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利用宋兆畜牧专业背景，指导村民种植燕麦、苜蓿、青贮玉米，并发展标准化养殖。

　　村干部的好想法却遭遇冷板凳。好端端的地不种粮食种牧草？群众心里没底，宁可让地荒着，也不愿转给合作社。

　　群众不相信，党员先做出样子。村支书靳政武自掏腰包买了农机具；党员杜荣国带头建了标准圈舍；做生意的入党积极分子张鹏投入1700多万元，建起了植保、农机和防疫服务队。

　　干部的带头、党员的劲头，慢慢点燃了群众的盼头。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先后有101户加入合作社。第一年下来，土地租金、打工收入加上年底分红，户均增收4000多元。

　　安定区委书记赵众炜说，党员干部是不是一面旗帜，不能光凭嘴说，还要围着群众转，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在群众中培养能人，在能人中发展党员，在党员中选拨干部，激活党的‘先进生产力’属性，是发挥贫困地区党员战斗堡垒作用的有效手段。”

　　陕西黄龙县三岔镇四条梁村是四邻八乡的首富村。这个村“党支部+合作社+互联网+农户”四位一体交叉互动，发展苹果和核桃产业，户均收入15万元，八成以上农户家有小汽车、县城有楼房。

　　采访时记者看到,这个村的圣地红果业合作社淘宝店，“党支部掌舵，合作社扬帆”的字条不断滚动，村支部的介绍详细醒目。

　　“一个卖水果的网站，为什么要突出党支部？”

　　“党员负责任、讲诚信、有能力，说的话有人信啊。”支部书记常建立说，“合作社理事都是党员，也是村里的种植能手。网站是党支部建的，就是对客户的一种承诺。”

　　“党性驾驭能力，能力服务党性。”县委书记任高飞说，全面从严治党让党员的身份亮了、责任重了、带动意识强了。“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性，有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这样的党员干部，是党‘先进生产力’属性的体现者。”

　　 年年搞救济，不如选个好书记；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

　　去年11月底见到王乃林时，他正忙得不可开交。这位黄龙县白马滩镇河西坡村农民，养殖的3亩大闸蟹喜获丰收。他一手一只大闸蟹,正捆绑装箱。催货的电话，不时在他手机上响起。

　　在干旱少雨的陕北养殖江南水乡的大闸蟹，是黄龙县确定的精准脱贫项目。

　　陕北生态脆弱，黄龙独类江南，森林覆盖率近九成。几年前任高飞在江苏泰州挂职，看到当地大闸蟹热销，就想回去试试。

　　这个想法可在黄龙炸了锅：会不会水土不服？会不会“南橘北枳”？市场认不认可？

　　县里从上海海洋大学请来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又请来江苏的养殖能手做示范，还成立了技术服务站,连续三年为养殖户免费提供咨询、蟹苗、水草等。

　　2013年起步的大闸蟹养殖，现已辐射黄龙县7个乡镇，产值超过400万元，成为这个只有5万人口的贫困县精准“割”贫的“柳叶刀”。

　　“决策决策，‘决’是担当，‘策’是方法。”任高飞说，“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地制宜确定产业方向，优化配置生产资料，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

　　贵州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两年前八成壮劳力外出，三成耕地撂荒，贫困发生率近两成。2014年6月3日，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把全村夷为一片废墟。

　　另起炉灶涅槃重生，还是等着救济修修补补？经过一个月大讨论，村里决定全面整顿党风，改变农户单打独斗的发展方式，重新配置生产资料，抱团发展，再造全新生产关系。

　　村里对每块田地、每片山林、每个宅基地一尺一尺丈量，摸清全部家底，算清每笔细账，厘清集体和农户的所有资产边界。在此基础上，对村集体和农户的七项资产全部确权。哪些是集体的，哪些是村民的，不留一处死角，精确到尺到元。

　　“七权同确”之后，村民按自愿原则，将承包地流转给村合作社。合作社组建生产、营销、农机、劳务团队，统一发展特色产业，按比例与村民分配收益。

　　优化配置后的生产关系，激发了生产力迅猛发展：两年时间，全村921户农民全部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由零猛增至200多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不足4000元达到超过1万元。

　　 党风清正了，人心回来了，经济起来了

　　短短一年，一个“严”字，改变了陕西宝纺集团大荣公司数千职工的命运，也让笑容重新回到党委副书记苏冰的脸上——他再也不用扛着摄像机去厂门口蹲守，抓拍迟到早退的职工了。

　　2016年，企业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月销售额翻了近一番，产销率首次100%，职工收入接近4000元。

　　欣喜，写在每个职工脸上。

　　就在一年前，这家亏损逾4000万元的老牌国企，还面临着二次破产窘境：停产车间超过80%，每织1米布就亏损45元钱，不生产等死，生产找死。

　　更可怕的，是干群信任的消散、职工信心的丧失。“党组织没有凝聚力，人心散了！”因为担心企业倒闭，职工多次聚集上访，要求提前发放住房公积金。

　　2016年初，重组改制后的企业挂牌，新党委祭出改革三板斧：领导干部全部下车间，机关减员不加薪；发力供给侧，淘汰落后产能，提高核心竞争力；改运行数十年的“四班制”为“三班制”。

　　三板斧下去，党员像样了，人心回来了，企业变样了。奄奄一息的老国企就此苏醒。

　　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短短一年，让大荣起死的灵丹在哪里？回生的妙药又是什么？

　　“从严治党是根本，人心回归是关键。”30年工龄的老职工谢芙蓉一语道破玄机。

　　“过去涨工资，都是按比例涨。明面上看，工人的比例比干部高，但干部工资基数大，涨来涨去，还是干部拿的多。”谢芙蓉说，“每涨一次工资，差距就拉大一截，怨气又新积一层。”

　　新办法按绝对额涨，几次下来，现在一线工人工资已普遍高于领导。党员干部带头加班加点、去权让利，加责不加薪；普通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人，分享改革红利的大头。一减一加之间，企业的精气神就上来了，职工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层层带动，心齐气顺、人心向上。

　　“过去下班前，赶紧把厂服脱了，穿着怕外面人笑话。”谢芙蓉说，“现在上下班逛大街都穿着，觉得特别美！”

　　贵州省仁怀市坛厂街道枇杷村，4年前因为征地用工，数百村民打砸镇政府，干群关系跌至冰点，发展几近停滞。

　　镇村两级新班子坚持从严治党、让利于民，紧扣“党建+旅游”调整发展思路，取消工业项目，集约土地发展生态旅游观光。

　　党风好转了，民心慢慢回归了。冬闲时节，村民们正忙着装修房子、整理花坛，准备迎接节日农家游。

　　昔日枇杷怨满天，今朝枇杷花争妍。曾经出了名的后进村，正在由乱变治、由穷到富、由怒转喜。一批过去不相信党员、不相信干部的年轻人，也主动递上了入党申请书。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从严治党的威力，就在于它把党内“严治”的成果，通过示范带动连锁反应，在生产力的所有“人”之间传导，最终汇聚成全社会、全民性的正能量。

　　 党员不做“老好人”，干事创业勇担当

　　“安定区编制‘十三五’规划，总体思路确定后的那天晚上，我从办公室出来，仰望满天繁星，突然感到有点‘害怕’：全区47万人口，未来5年的吃饭发展，就是我们党委班子几个人划了圈的薄薄几页纸。我又反复追问自己，到底行不行？还有没有问题？”

　　赵众炜用“沉甸甸”形容这份责任的重量：“我把整个规划又过了一遍。虽然此前经过无数遍调研讨论，但此刻我仍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惶恐。”

　　赵众炜的这种“惶恐”，是从严治党的价值取向，也是被关进制度笼子的权力新常态，更是党员干部谋求发展的责任担当。

　　“从严治党从来就不是要把党员管成‘老好人’‘太平官’，而是要从根本上唤起党员干事创业的担当。”甘肃省陇南市成县县委书记李祥说，“党员干部必须吃透中央精神，知难而进、科学决策、勇于担当。”

　　有责任才会有思路，敢担当就会有办法。

　　在生态脆弱的黄土高原，黄龙县把特色旅游做成了区域经济的品牌；在偏远闭塞的甘肃陇南，成县建成了西北最大的电商基地；在西南边陲的贵阳，正孵化着中国大数据产业第一城……

　　不管是“反弹琶琵”，还是“弯道超车”，都体现了先天资源匮乏的欠发达地区，在从严治党洗礼下，党员干部想干事的责任、敢干事的担当、会干事的能力，在解放生产力实践中的大凝聚、大迸发。

　　在陕北高原的窑洞前，在陇中丘陵的院落里，在赤水河畔的场坝上，从严治党激发的生产力大解放大发展，正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执著，久久为功，诠释着“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一科学论断。（参与采写：付瑞霞、王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