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小看一张小小的处方外流

    4月26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正式发布。《任务》为解决药价虚高问题提出，今年将采取多种形式推进医药分开，禁止医院限制处方外流，患者可自主选择在医院门诊药房或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

    到医院看病却拿不到处方，这已然成为医院的通行做法。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在于，在以药养医的大背景下，可以实现医药利益的捆绑，患者既要看病又要抓药，从而才能确保医疗机构的利益；另一方面在于，处方作为一种医疗的凭据，本身也具有证明的作用，将其收归于院方的手里，等于掌握了某种主动权。故而，这其实是一种权利的博弈，以至在2007年发布的《处方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医院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处方外流。

    处方外流既具有显著的象征意义，也具有含金量极高的实际价值。作为一种权利性的附加，其允许外流或可以实现的外流，则表明患者的处方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理权，得到了不受限制的实现。患者到医院挂号并按层次缴纳了挂号费，就等于拥有了单次的处方购置权，获得了看病所具有的处方。至于在什么地方抓药，这是患者自身的权利，跟院方并无任何关系，也不应受院方的支配。允许处方外流后，这项权利才得到了最有效的保障。

    而在实际功能上，处方外流后，就等于为实现医药分家创造了条件，对于促进医疗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这会让医院对药品的垄断权和议价权被剥弱，一家独大的局面则有望改观，从而使得社会其他药品销售商有机会介入，并通过竞争以形成倒逼效应；其次，处方外流之后，处方与司药的捆绑关系就会破灭，拿药品回扣等“商业贿赂”行为，也会因为其而变得空间狭窄。毕竟当患者有了选择的自主权后，就不会成为被任意宰割的对象，也不会成为各方谋利的工具。

    在业内，有人把鼓励处方外流视为对医院的“割肉”，让其实现利益的放弃和自我改革，显然存在极大的难度。因而这就需要多方发力，并将其作为检验医疗改革成效的一把标尺，并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并激活改革的能效。首先，患者要有主动索取处方的意识和行为，并把拥有和获得处方，作为自己的一项法定权利，谁也无法干预和影响。其次，市场其他主体要做好处方外流的对接，并对“不给处方”的做法施以最大的压力。之前有报道称，支付宝等互联网巨头，以及阿里健康等医疗信息化服务商在搭建全新平台，撬动着原本封闭的医院服务流程，并由此产生了鲶鱼效应。这些新型业态的出现，对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值得期待。再次，行政主管部门应强化医疗行业监管并积极回应公众诉求，对医院禁止外流的行为要加以处罚。

    最重要的举措，还在于要加大医疗改革的力度，通过利益补偿和结构调整的办法，有效解决医院的利益需求，将其从对药品的依赖上，转化到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上来，让其赢利方式和结构实现全面的优化。处方的外流，其实是处方获得权的争夺，涉及的是一种核心利益。在面对超过千亿的药品市场大格局，各方都在布局和发力，唯有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介入的双管齐下，才能打破铁板一块的利益樊篱，从而让“禁止医院限制处方外流”不只是“纸面风景”。据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