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阮氏雕刻葫芦的坚守与探索
原标题：兰州阮氏雕刻葫芦的坚守与探索
阮氏雕刻葫芦艺术馆一角。
阮氏雕刻葫芦作品。
兰州雕刻葫芦百年流传，在收获了良好口碑和占据了一定市场份额后，这个始终处于散打状态下的地域文化品牌，并没有给从业者以更加系统的支撑。
面对当下“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兰州阮氏雕刻葫芦在传承中，开始思考寻找新的亮点和突破，坚守的同时，求合作。
-文/图本报记者李辉
老字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兰州雕刻葫芦一度成为甘肃省出口创汇的外销热品。新闻电影制片厂更是拍摄了专题片在国内外进行介绍。
在阮琳看来，镜头中祖父阮光宇及他成立的兰州特种工艺社是那个时代独特的辉煌。言下之意，当下兰州雕刻葫芦已经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在“阮氏葫芦艺术馆”、“兰州刻葫芦研习所”、“阮琳工作室”的主人阮琳女士与记者交谈中，她对“阮氏雕刻葫芦”这个标注着阮氏精髓的民间艺术，除了充满与身俱来的家族式的荣耀外，也不经意间流露出些许的落寞与期待。
2010年4月，当阮琳应邀来到兰州金城关非遗研习所进行创作和培养传承人时，许多现实的问题也曾困扰她。许多人说：“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连个人气都没有，你待着有活路吗？”在阮琳看来，这话虽然充满了市井气，毫不入耳，可实际情况不正如他们所言。听起来，这个艺术馆东靠白塔山，但实际上，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与白塔山之间是被围墙隔断的，游山玩水的游客们绝少移步而来。
但是很快，阮琳做了一个决定，得失尽在人心，对于阮氏家族来讲，守住几代人共同的心血，把它做成百年老字号甚至更久，这是阮氏子孙义不容辞的使命。
于是，阮琳从家里搬来各位家庭成员的代表作品，满满当当地布置了整整两面墙的展品，这让当时的各种轻蔑之声戛然而止。
阮琳身上所表现出的这种倔强，让人很容易想起兰州雕刻葫芦的创始人——清朝光绪年间的秀才李文斋。在他之前，兰州雕刻葫芦以花草鸟兽、戏剧脸谱等为表现主题，在街头巷尾出售供孩子们玩乐。后来，李文斋独辟蹊径，将其擅长的书画诗文首次搬上葫芦，在形似的同时追求神似，这种独有的艺术风格使得雕刻葫芦登上大雅之堂。
随着兰州刻葫芦的发展，阮琳说，准确地讲，其更应该称作“兰州雕刻葫芦”，这个“雕”字不该省，尤其是以微雕葫芦见长的阮氏雕刻葫芦，少此一字，意境和韵味都会折损。
从晚清至今，兰州雕刻葫芦历经百年的流传。提及雕刻葫芦，兰州人自然而然会想到“王氏家族”、“陈氏家族”、“阮氏家族”等。但阮琳说，不管民间怎么称呼，归根结底我们都叫“兰州雕刻葫芦”，因为各自家族不遗余力地传承与发扬，这个老字号才得以延续。
四代传承
葫芦，谐音“福禄”。因此，历来被喜欢吉祥话的收藏者所偏爱。
阮氏雕刻葫芦从创始人阮光宇开始，至今已到第4代。
出生于河北书画世家的阮光宇，到兰州后，开始对兰州雕刻葫芦艺术产生浓厚兴趣，继而将其高超的诗书画印修养和雕刻技艺引入这一古老民间艺术，开创了即兴创作新境界，把兰州刻葫芦艺术推上新高度，同时，也奠定了阮氏微雕葫芦的根基。
雕刻葫芦的名家当数阮光宇之子阮文辉，他是阮氏微雕葫芦第二代传人。
阮文辉，深受家学熏陶，自幼多才多艺。上世纪80年代，他继承父业、博采众长，运用丰富的国画知识和功力，创造水墨写意、仿名人书画、彩雕、微刻”等技法，所雕刻的《150个儿童游戏图》、《唐诗204首》、《敦煌飞天120身》及《桃源行》、《夜游图》、《八仙歌》等4套6枚微雕葫芦被定为国家珍品，由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其微雕葫芦被列为国家级珍品并为国家珍宝馆收藏。其作品在加拿大、新加坡、美国、日本、马来西亚以及港台地区均被收藏。
随着“亚太地区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等诸多名号的接踵而至，阮文辉身边的朋友便直接尊称他为“阮大师”，用同样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阎仲雄的话来说，“他严格践行着‘人以品德立于世’的家风，德艺双馨，是位真正的大师。”
近年来，阮大师又培养出许多刻葫芦的接班人，使得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得以发扬光大。
阮氏第三代是阮琦、阮琳、阮力及阮大师的入室弟子吕崇辉、马胜中。
阮琦善书法、白描、花卉、佛像，其创造的木纹版画曾获省石花奖期望杯奖。善刻佛经、圣经和古文、精细山水和人物，刀法极为细腻，1994年入选中国艺术美术名人，代表作有《微雕金刚经》、《赤壁祖游图》、《百子图》等。作品曾多次参加中国艺术节展出，并参加日本展出活动。
阮琳书法习赵孟頫，善画工笔仕女和意笔山水与罗汉。微刻葫芦《红楼梦组画》在省内展出。“红楼”、“西厢”是她最喜爱的题材，作品为国内外收藏家所重视。民间艺术也多以她的作品为范本。
阮力，书法习颜真卿，善白描人物和钢笔画、装饰画、漆画与室内装饰、模型制作，微刻善作《罗汉图》、《八仙祝寿》和《西游记》等。线条有力洒脱，功力深厚，其作品远销国内外，《一百罗汉图》曾参加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及日本的展出活动。
阮氏第四代，以阮大师的孙女阮一舟、阮熙越为代表。两人目前正在长辈们的悉心培养下，潜心钻研，其作品被英国等国家博物馆收藏。
当下的困惑
在雁滩古玩市场附近的阮琦工作室里，记者发现，女主人倚墙放置了两个木质展柜，里面陈列着她创作的部分雕刻葫芦作品，和阮琳的研习所不同的是，柜子里多了紫砂壶。
不打草稿，直接用雕刻葫芦的技法去创作紫砂壶，这正是阮氏姐弟在宜兴这几年来主攻的方向。令阮琦羡慕的是，那里的老百姓对“紫砂壶”的传播竟然是潜伏在各类话题中。“连当地的体育局设立的比赛奖品都是紫砂壶。宜兴紫砂，这个文化品牌在宜兴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而阮琦的这番话，与阮琳所处的环境正好形成对比，有兰州本地人不仅不给兰州雕刻葫芦做宣传，反而拆台，甚至有人将有收藏意向的朋友悄悄拉走，劝其购买更加实用的兰州土特产。这令阮琳非常懊恼。
另外一件事情，同样令阮琳无语的是，有些来参观的外行官员一张口便是馆里的销售额一年有多少？阮琳说，她壮着胆说了个让自己都不敢奢望的数字后，竟有人应声道：“你这也太保守了，不说实话。”于是，领导就一句话做结：效益这么好，可以搞产业化。每每在这种情况下，阮琳说：“那种不被理解的孤独感，从头凉到脚。兰州人对本土文化都不热爱，你让别人怎么去尊重和欣赏？如果雕刻葫芦都产业化了，那么其经济效益掠夺走的艺术价值又拿什么做依附？”
对于从事兰州雕刻葫芦艺人们的生存状态，阮琳和阮琦都说“养家糊口还是不成问题”。但是，单打独斗的家庭创作模式，很难应对市场对文化品牌的追捧。阮琳曾经想通过走注册商标这条路，维护阮氏雕刻葫芦的知识产权。但被父亲拦了下来，他说，“不要为难他们，手艺人不容易。”
阮琦这几年在宜兴制作紫砂壶，赢得了藏友的口碑与青睐，在宜兴陶瓷博览中心获得一个可以无偿使用的属于自己的“阮琦工作室”。但是，阮琦也渐渐发现，离开兰州这块孕育葫芦文化的土壤后，自己有了“懒惰”的苗头，不是专门有人来订雕刻葫芦的作品，她都很少主动地去碰。
谈及原因，温婉而秀丽的阮琦从展柜中分别取出一把紫砂壶和一个葫芦作品。从外形上来讲，前者如中等个头的西瓜一般，而后者仅若鸡蛋。阮琦告诉记者，这两件作品均刻着《金刚经》全文5000多字，紫砂作品用10天完成的，雕刻葫芦要用20天。这其中花费的心思不言而喻。而且，从材质来讲，葫芦更适合做大主题的创作，而紫砂烧制前比较软，有局限性。
所以，就在2015年年初，阮琦决定将视野回归，为兰州的雕刻葫芦做一些新的探索。
未来的探索
1992年，是阮琦、阮琳全职雕刻葫芦的元年。改制后的下岗潮，让这对从小在葫芦堆里长大的姐妹，更加坚定了以雕刻葫芦为业的决心。
支撑这个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据阮琳讲，就是刚陪同父亲赴日本参加了艺术交流，在那里兰州雕刻葫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次的耳闻目睹，让她心里蠢蠢欲动。
于是，阮琳、阮琦将落脚点选在了敦煌，甘肃省外国游客最多的城市，通过它将雕刻葫芦带到世界各地。
在那里，一位外国朋友向阮琳提出特殊要求，葫芦上雕刻泰戈尔及其英文诗作《吉檀迦利》。谙熟中国传统人物形象的阮琳，此时，“心里很慌，但没有害怕。”也正是这样的“逼迫”，让阮琳对收藏者“私人订制”的题材变得情有独钟。
现如今，姐弟三人包括他们的下一代，都在雕刻葫芦的领域里继续尝新。从敦煌的经历出发，姐妹二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但最终她们都有一个梦想，让兰州雕刻葫芦能够整合成为一个响当当的文化品牌。
阮琳常说，我们姐弟三人都是阮氏雕刻葫芦的传承人，而我有幸成为兰州刻葫芦非遗项目的第三代传承人，这只是某个时期的记录代号。而做大做实这项美术工艺，突破家族之间的芥蒂，建立艺人间的信任，寻找新的结合点，加强艺术交流，培养后续人才都是需要下大力气常抓不懈的。
“甘肃的地方经济是比较落后，许多想法短期内也得不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但是，作为文化传承工作者，我不会一味抱怨，至少在黄河之滨，白塔山下，兰州雕刻葫芦拥有了一个独立展示的机会。”阮琳说，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比起阮琳，阮琦的想法可能更加活跃。此次回到兰州，她其实还有一个很具体的想法，就是让朋友帮忙找有绘画书法基础的刻葫芦爱好者，她要免费培养学生。这个想法最终也得到了落实，阮琦与会宁做铜版画的一位老师建立了联系，并且借助会宁红色旅游之机，考虑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通过种植葫芦、开辟葫芦生态园等，尝试借鉴山东聊城种植葫芦致富的成功经验，寻找新的结合点。
阮琦说，民间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做与不做完全是两个概念。现在，我们开始脚踏实地去做兰州雕刻葫芦的传播和推广，拿出诚意和行动来，让持观望态度者从动态的变化中了解我们、相信我们，从而为丝绸之路上的葫芦争取到更多的发展机会与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