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盘山“花儿”

    花儿，俗称“山曲”“野曲”，是在野外演唱的一种高腔山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其发源地虽然在甘肃临夏，但传播的范围却遍布西北高原，并与当地文化结合，形成各具特色的流派。有甘肃的“河州花儿”“莲花山花儿”、青海的“青海花儿”……六盘山“花儿”就是其中独特的流派之一。

    六盘山“花儿”传唱的主体是回族，主要流行在宁夏南部（西吉、海原、固原、彭阳、同心等贫困县，统称“西海固”）。这片广袤的土地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从古至今，是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的交融地带，既受着深厚的中原文化的影响，又包容了西部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精华；这片广袤的土地人口来源结构复杂，既有从内地迁移到这里的回族，又有元代以来来自西域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也有明、清以来多次从各地到这里来垦荒、屯田的移民。因此，这里的文化呈现出了以回族为主，各民族文化交融、渗透的多样风格，这使得六盘山的“花儿”有着明显的地域特点和独特的风韵。

    六盘山“花儿”题材包罗万象，有爱情、自然景色、天文气候、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鞭挞社会丑恶现象等内容，分为“整花”和“散花”。“整花”具有叙事、说唱的性质，形式固定，可以长篇说唱。“散花”则是触景生情的即兴之作，“男人有愁唱一唱，女人有愁哭一场”，“‘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己）”，活泼浪漫，多用于表达情感，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花儿”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也有齐唱。集体对唱多由四五位歌手组成对歌双方，相互展开风趣、幽默、生动、活泼的竞唱，场面热烈，生动活泼。唱到高亢处，穿云裂吊；唱到委婉处，则又缠绵悱恻，销魂荡魄。

    六盘山“花儿”的音乐结构大多是一段体，而以两句、四句最为典型。多数都有一个起句——歌头；以虚词“哎”或者“哎哟”开头，没有实意，只起调高的作用；也没有固定的时值限制。其后紧接上句（句中有不同衬词作为铺垫），中间携以较固定的“衬句”做连接过渡，如“阿哥的肉呀”、“马莲花开呀”、“阿哥的白牡丹”等，下句唱完之后也常对接相对固定的“衬词”做结束；如“山丹红花开呀”、“我的妹子哟”等。句尾的“衬词”常用“呀、哟、哈、吔”等来做结束，结束的尾音常带有向下的滑音；更多的时候要把第二句反复一次，然后速度稍慢结束，构成了以上下句+“衬句”相结合的完整段落。

    六盘山“花儿”绝大部分是情歌，真实自然，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为了追求自由的爱情和人生，男子表现得粗狂雄壮，女子表现得坚贞刚烈：“若要我俩的婚姻散，六盘山搬到四川。”“要杀把我俩都杀下，变成鬼也在一搭!”然而，在这极度险恶环境中煎熬的人们常常得不到理想中的爱情，往往以悲剧告终，这是六盘山“花儿”最显著的特色，“十股子眼泪九股子淌，一股子汪心者呢”，“尕妹妹当了尼姑了，二阿哥修了道了”。

    六盘山“花儿”美就美在这淳朴、自然。它深深地根植于六盘山区这片沃土之中，以其独特的韵味、含蓄的表现方式、难以言表的情调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一缕清风。它像清泉，又像细雨，点点滴滴滋润着这片黄土地。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六盘山花儿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特有的表现方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使这块贫瘠而又神奇的土地焕发着惊人的异彩，鼓舞着这里的人们以顽强的精神，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六盘山“花儿”还与著名音乐家王洛宾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1937年的一个黄昏，王洛宾随“西北抗敌服务团”到达六盘山脚下的车马店。夜里，从淅淅沥沥的雨声中传来一阵高亢嚓亮、穿云裂石般的古老格调。王洛宾被深深地吸引了。经打听，歌者是车马店的老板娘“五朵梅”，是远近闻名的“花儿”歌手。王洛宾被她的歌声感染，此后他们经常歌声往还。一个黄昏，雨后初晴，老板娘得知王洛宾很快就要离开，唱起了一首当年曾在这里送别情人走西口时唱过的《六盘山令》。歌声质朴动人，王洛宾灵魂被强烈地震撼，他本来要去巴黎深造音乐，但在六盘山下听到“五朵梅”唱的民歌后，认为音乐的圣地在西北荒野。从此，他走进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民歌世界。

    可以说，是古老的六盘山“花儿”改变了王洛宾的命运，或者说，是这种深深扎根于西北高原的民歌成就了他的辉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