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中的张自忠将军
一、 历经七七风云
1.战兮和兮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而1935年的华北事变和在此前后发生的红军长征正是这一变化的缘由。
华北事变是与红军长征几乎同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在这两个事件之前，蒋介石国民政府面临着两个敌人——一个是主力尚在东北的日本侵略军，一个是处于长江中下游的共产党苏维埃政权。众所周知，国民政府以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当时的地域划分，属于华中地区）为其核心利益地带。在蒋介石看来，日本虽然是民族敌人，但距离遥远，中间隔着华北，尚不足以对自己的统治构成直接威胁；而共产党力量地处长江中下游，犹如心腹之患，这显然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故而蒋介石政府在日本已经发动九一八事变、继而侵占中国东四省的情况下，依然置民族危机于不顾，集中精力对共产党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围剿”，直至将共产党和红军逼上了向西转移之路。红军经过万里长征，终于到达陕北。而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开始策动华北事变，又称“华北特殊化”“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吞并华北，建立与伪“满洲国”一样的伪“华北国”。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如果说失去东北尚可勉强忍受，而华北就不同了——华北与华中是中国的核心地带，失去了华北的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对于蒋介石国民政府来说，更是如此。东北之失，尚未严重影响其统治地位，但如果不能保住华北，不但中华民国版图因失去核心部分而残缺不全，国民政府也会因此失去执政的合法性；而且华北、华中两地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华北一旦失守，华中就失去了屏障，直接暴露在日军的炮口之下，国民党的统治会立即变得岌岌可危！故而华北之安危紧紧牵动着蒋介石的神经。而向西战略转移的红军长征，客观上使得蒋介石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内忧”实力受损，渐渐远去，威胁减轻；而“外患”实力强盛，日益迫近，威胁加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作出了战略性转变，开始作抗日的准备，并开始探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这样看来，长征的意义之一就是在无意间减缓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将蒋介石与日本的民族矛盾凸现出来，在客观上将蒋介石集团引向抗战之路。
到1936年，日本通过策动华北特殊化，取得了对冀察两省的种种特权，并迫使国民党及中央军、东北军退出平、津、河北，这对国民政府是一个深重刺激。日本人在华北的经济扩张和猖獗的走私活动，使国民政府主要财政收入中的关税、盐税、统税急剧减少，动摇了它的财政基础，从而加剧了国民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更重要的是，日本对华北逐渐加深的控制，使得华中地区日益暴露于日本的炮口之下，国民政府的战略危机感愈发加剧。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侵略扩张也损害了英美的利益，招致了英美等国的不满。
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越来越多的人起而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强烈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因此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渐趋强硬，抗战准备工作也明显加快了。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就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开始了初步接触。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基本上结束了十年内战，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创造了前提。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在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政策，首次明确提出了抗战的政治主张。至此，“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宣告结束，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在华北，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当局的中央化倾向更趋明显。其具体表现是：第二十九军设立军事训练团和军事训练委员会，加紧军队训练工作；军队营房内加挂蒋介石像，与孙中山像并列；恢复辖区内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暑期军训，以增强青年学生的自卫、卫国技能；以日方不取消冀东伪组织为由，拒绝了日方不断提出的所谓“经济提携”要求；根据南京政府的旨意，准备在冀察平津地区进行“国大”（全称制宪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等等。
举行国大选举在其他地区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冀察当局举办这一活动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选举活动本身，在全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胡适为此发表评论说：“国民大会有它本身的意义，但冀察平津的国民大会选举是国大本身意义之外还有它的特别重要性的。我们试悬想，在那个包括全国并且包括海外华侨代表的国民大会里，若没有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那成个什么样子！所以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至少有三层特别意义：（一）让全世界知道这两省市当然是整个中华民国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二）让我们的强邻知道一切‘分化’、‘特殊化’的阴谋是必须失败的；（三）让全国国民知道冀察平津的军政当局是拥护国家的统一，是不受浪人汉奸的煽动或离间的。”
冀察当局的中央化倾向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为了阻止这种倾向，实现吞并华北的既定目标，日本加紧了对华战争的准备。
早在1937年4月间，苏联情报机构就传出消息说：“宋哲元、韩复榘近来对中央态度较好，有日益中央化之危险，因此在最近将来，日方有随地寻衅可能，至少在外交上做出盘马挽弓姿态，地点将在内蒙或冀东，时间约在五、六月之交。”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也敏锐地预测到：“佐藤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
5月中下旬，日军参谋本部次长今井清中将在我国东北组织参谋旅行演习，并派人到关内各地侦察情况。
在日本国内，门第显赫的近卫文麿公爵取代林铣一郎，组成了号称“举国一致”的新内阁。一些有眼光的观察家推测，在林内阁对外政策上一系列非军事化手法宣告无效之后，新内阁力图树立“举国一致”的形象，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它可能推行“更为极端之独占政策”，“这是一个暴风雨的征兆”。
在华北，中国驻屯军从4月下旬起，在平津近郊开始举行战斗演习。到6月份，演习更加频繁。尤其是驻丰台的第一联队，竟以攻夺战略要地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地举行演习。一时间，平津一带氛围诡谲，风声鹤唳。东京的上层人士私下里盛传着：“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第二个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果然，一场石破天惊的大事变终于1937年7月7日夜里在北平西南卢沟桥发生了！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北平西南宛平卢沟桥外回龙庙一带举行军事演习，诡称一名日军士兵于演习时失踪，后又改称听到“非法射击”，要求进入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遭到守军拒绝。8日清晨，日军悍然向卢沟桥和宛平城发动攻击，守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第二一九团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乐陵，冯治安在河北保定 ，张自忠在北平家中卧床治养病，高级官员中惟有秦德纯留在北平主持工作。冯归后，张仍以代理军长身份参加事变处置。
至8日，挑起事端的日军遭我守军沉重打击。日军鉴于兵力不足，遂于9日晨派松井太久郎与秦德纯接洽谈判，双方达成口头协议：
（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二）日军撤退到丰台，中国军队撤向卢沟桥以西；
（三）宛平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并由冀北保安队派来一部协同担任城防，人数限300人，定于本日上午9时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由于日方意在缓兵，因而并无履约撤兵的诚意。口头协议达成后，随着日军援兵的不断增加，日方多次违信背约，致使双方军事冲突愈演愈烈。
卢沟桥事变使中国人民压抑很久的抗日情绪如火山一般地爆发了。一时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群情激愤。中共中央于8日发表通电，主张武装保卫华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抵抗日军。
关于张自忠当时的行迹，见诸记载的是：6月23日抵乐陵谒见宋哲元，估计当为汇报访日情况；27日返抵天津；28日在天津宁园主持天津南京长话开通仪式，与何应钦通话；7月1日，赴北平，与秦德纯商讨平津治安问题；4日在天津永安饭店出席启明银号总经理杜乐园之子的婚礼，同日下午赴北平，因患染痢疾，在椅子胡同家中休养。 面对日渐扩大的事态，张自忠心急如焚。8日一早，天津交通银行经理徐柏园前来拜访，询问究竟，张自忠忧心忡忡地说：“对方是有计划的，弄得不好，会闯大乱子。”他一面与冯治安、秦德纯、刘汝明、赵登禹等人联名电请宋哲元火速回返，一面思考如何应付目前局势。从个人感情上讲，张自忠何尝不想操枪奋起，杀个痛快！但是，冀察当局和第二十九军的特殊地位迫使他不得不作多方面的考虑：
——日本人此番寻衅用意何在？如果进行和平交涉，有无就地解决的可能？
——南京政府在和、战上究竟持何态度？倘若第二十九军率先开战，而蒋介石却故伎重演，妥协谋和，第二十九军岂不白白牺牲？
——在装备劣势、准备不足的条件下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大规模开战，损伤必大，难操胜算。
——一旦燃起战火，冀察平津必不能保，那么作为一支与蒋介石素有隔阂的非嫡系部队，第二十九军出路何在？……
这些问题，是张自忠作为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不能不考虑的。
8日一整天，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张允荣都聚集在秦德纯私邸研究对策，直至深夜。当日下午，冯、张、秦联名致电何应钦，表示抗日决心：“彼方要求须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相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御计，不得不与竭力周旋。” 次日，何应钦回电称：“兄等应付适宜，至为佩慰。”
蒋介石闻报卢沟桥事变后，出于人身安全和免于被汉奸包围游说等考虑，即令宋哲元速赴保定坐镇指挥，此后又多次提醒宋哲元赴保。在7月8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其时乎？
当日即决定:一,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动员。二、廿一与廿五师动员。三、抽调高射炮队。四、令长江沿岸戒严。”
9日，蒋介石接到了秦、冯、张三人发来的电报，告知：“齐晚由津方增来敌之大部，集结卢沟桥附近，迭次猛攻。均经我军沉着击退，迄未得逞。彼方连次前来接洽并声述不欲事态扩大，希望和平了结，经议商结果，双方先行停战，部队各回原防，恢复原来状态，前线兵力在各自撤收中。除仍饬妥慎戒备并续报外，尔后交涉决以不丧主权不失国土原则下进行。”
身处乐陵的宋哲元对前来催促回返的邓哲煕表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为此，他一面令部队“扑灭当前之敌”，一面又要求“只许抵抗，不许出击”“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 基于相对乐观的判断，宋哲元并未速返，而是派门致中先回平津传达其旨意。
据此，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开会研究处置办法，议定“先设法拖延时间，把分散的兵力集结，各据点决不放弃”。
9日，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请示冯治安师长同意后，准备会同由保定开至长辛店的赵登禹部陈春荣旅之一团、东北军第五十三军骑兵团及钢甲车两列，乘日军大部兵力尚未开到之际，出其不意于10日夜间向丰台日军发动袭击，歼灭该敌。当晚7时许，张自忠打电话到前线指挥所询问情况，得知上述计划，当即表示不同意袭击日军，他说：“现在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如果打起来，有两方面高兴：一方面是共产党，符合了他们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可以借抗战消灭我们。带兵不怕没有仗打，但是不要为个人去打仗。”何旅长回答说：“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张自忠感到何旅长不易说服，而自己又不是他的直接长官，于是通过军部向前线部队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这个命令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前线将士因此而对张自忠产生不满。其实，这是正常的事变处置命令，虽失去一次歼敌良机，但在战争责任定性上则于中方有利。
当日，第二十九军卢沟桥前线部队击退了日军的攻击，中日双方交涉的结果是“先行停战，部队各回原防，恢复原来状态”，秦、张、冯即联名致电南京报告情况，表示“尔后交涉决以不丧主权、不失国土为原则”。10日，蒋介石回电表示“至慰”，并强调：“应先具决死与决战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方能贯彻主张，完成使命。惟我军以应战而不求战之方针，务使全体官兵明瞭一致遵守。谈判之时，尤应防其欺诈，刻刻戒备，勿受其欺，北平城使其不能任意出入为要。”
可见，9日张自忠不同意主动袭击日军，不仅符合宋哲元的“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指示，和蒋介石“应战而不求战”的主张也是不谋而合的。事后看，假使当时何基沣等发动了对丰台日军的袭击，中日大战必提前爆发，这对弱势且未完成抗战准备的中国是十分不利的。
日军方面，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由于心脏病加剧，已进入垂危状态，驻屯军事务由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代负其责。7月9日，他偕随员由津赴平视察战况，当夜下榻于扶桑馆旅社。张自忠以电话与他进行了交涉，因意见相左，未能取得结果。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日军内部就如何解决事变形成“扩大派”与“不扩大派”：扩大派分子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千载一遇的良机”，“应制定攻占南京的计划”。事件发生的次日，关东军的辻政信大尉即出现在卢沟桥战场，煽动牟田口联队长说：“关东军支持你们。彻底地扩大下去吧！” 而不扩大派则认为，在对苏战争准备未周的情况下，“一旦与中国的战端打开，就会陷入长期持久战，日本就会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 双方争吵不休，统帅部一片混乱。9日上午，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暂时采取所谓“不扩大”方针，就地解决事变。其条件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进行道歉，以及今后的保证。” 9日夜，日军参谋本部次长今井清将上述方针电示桥本群，嘱其按此条件同中方交涉。
由于宋哲元尚未归来，加之日军拒绝按照9日协议撤退卢沟桥部队，秦德纯和宛平县长王冷斋与日交涉又“不得结果”，冀察当局亟需推选一人出面负责与日本人的交涉事宜。冯治安、秦德纯都很清楚，此事只能由张自忠出面。10日一早，两人来到椅子胡同张自忠私邸与他商洽。张自忠尽管病体未愈，也深知此事十分棘手，且必将招致舆论攻击，但为大局计还是同意出面办理交涉，期望能够力挽狂澜，消弭冲突，稳定华北局势。
今井武夫也宣称：7月10日“中国方面选派天津市长兼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负责交涉”。他还认为，第29军以张自忠负责交涉自有原因：“温厚而目光远大的张自忠在冀察军内很有威望，曾于当年春天偕同张允荣由天津军塚田中佐做向导去日本考察，这帮助他重新认识了日本的实力。故传说他和冀察军内的其他要人不同，能认识到与日军合作的必要。因此他虽在病中还一致选他为日华谈判中的主要代表。” 国民政府官员王子壮的日记则称，宋哲元左右有许多汉奸，如陈觉生、齐燮元等，“但日人犹以为未足，更拉拢天津市长张自忠。张本武人，原以血性自许，但今春赴日游历，日人用十数万以笼络之，结果此头脑简单之张氏又入其罄中。奉召返国，已不若向之坚决态度。” 王子壮显然是一位爱国官员，但其对张自忠的判断却是基于流言。虽然张决非流言所述之人，但这些言论却说明他适宜于出面担当对日交涉。
10日当天下午，张自忠委派张允荣为他的私人代表，同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举行谈判。松井根据参谋次长今井清训令，向中国方面提出下列要求：
（一）冀察第二十九军代表应向日本军表示歉意，对肇事的负责人应给予处分，并负责保证今后不得发生类似事件。
（二）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屯中国军队。
（三）鉴于本事件多半是由所谓蓝衣社、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系统各团体所挑起，今后对上述各团体应彻底取缔。
以上条件如经同意，应以书面向日本军提出。以上条件经中国方面同意后，日华两军应各返原驻防地。但卢沟桥附近应按我方要求执行。
事端本由日方挑动而起，而松井却摆出兴师问罪的架势，提出了这些蛮横无理的要求，实难令人接受。双方辩论争执达3小时，仍未取得结果。最后，张允荣根据张自忠的授意表示说：其他条件可以考虑，但从卢沟桥撤军和惩处肇事者有困难。双方遂不欢而散。这表明，张自忠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但在实质问题上仍坚持不肯让步。
10日下午，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联名致电阎锡山，通报此情况并阐述第29军的应对方针：“(一)佳(即9日)晚前方部队双方虽经撤回原防，恢复原来状态，但日军仍留二百余人于芦沟桥东北之五里店，今晨复有六百余名，附山野二十余门，由丰台又向芦沟桥方面前进。(二)双方虽经接洽和平了解(结)，惟以现在后方军队调动情形视察，其是否真诚，诚不无可疑。(三)现全军将士已具决死与决战之决心，本应战而不求战之方针，积极准备。倘彼方反复异动，当遵委座(即蒋)指示，取断然之处置。”
10日夜里，中日两军冒雨相互发动袭击，互有伤亡。半夜过后，松井与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不顾天黑雨大，驱车来到椅子胡同张自忠私邸，径直找他交涉。此时，张自忠仍卧病在床。他身边的随从告诉松井，为使其专心致力于交涉，前天接到他胞兄自清病故的讣告，也没有向他报告。今井在回忆录中写道：
看到他那种容颜憔悴、横卧病榻而进行交谈的样子，甚至对他产生令人怜惜的悲壮之感，其诚恳的态度更给人一种好感。
然而，出乎他们的预料，张自忠听了松井提出的条件之后，非但不肯答应惩处肇事的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问题，也只不过主张调换一下部队而已。 松井与今井无功而返。过后，他们又将上述口头要求写成书面文件，通过天津市政府日文秘书卢南生转交张自忠。